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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说：“广大知识分子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是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整知识分子，恰好相反，正是要依靠广大知识分子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广大知识分子，也包括某些曾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的人，思想理论上有某些模糊认识的人，正在认真地思考问题。有些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某些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当他了解了这一点，就会起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斗争。

文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原则上是这样，但实际执行起来会遇到许多问题。

文件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贯彻‘双百’方针要十分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把握好政策界限。”

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是个新提法。我们过去常常一讲贯彻“双百”方针就想要把学术和政治完全分开，但常常又分不大开。当然有些学术和政治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但有些学术问题牵连到政治，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些意识形态问题，很难说和政治无关。既然和政治有关，是不是都可以上纲上线说成是政治问题呢？现在提出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就比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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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如说，一个人在学生中煽动闹事，尽管讲的好像是一篇学术道理，但当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就要按政治行为来处理。如果是学术行为，那么即使涉及政治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政治行为，而要当作学术行为来对待。这就是要经过讨论，辩论，开展学术、艺术批评。这种批评应当是充分说理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应当有利于增进不同学术、艺术观点的相互了解，相互借鉴，有利于澄清是非和共同提高，力戒简单和粗暴的做法。这个原则，我想大家都会赞成，但是做起来的确不容易，还会发生很多问题。现在政策既然明确了，问题就在我们学术界怎样努力做到。应当看到，在我们学术界中，“文革”

大批判的遗毒还是有的。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简单宣布一下就完事了，而要靠我们大家的切实努力。

我认为，学术讨论应该真正是一种相互切磋、探讨、借鉴式的讨论。我过去有个经验。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在一次学术界的座谈会上，我对某位同志批评胡适的一篇文章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觉得好像不大协调；虽然我并没有因此遇到麻烦，没有说我就是“包庇胡适”

，但是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在当时的空气下毕竟没有能推行。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就是只要“大方向一致”

，怎么说都行。你只要批判胡适，怎么说都行，谁也不敢提不同意见。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１９３２年左联办的一个文艺杂志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是针对胡秋原的。胡秋原先生现在台湾，当时他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所以左联的杂志就用诗来狠狠地攻击他。鲁迅对这种做法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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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杂志的编者周扬，周扬把它发表在杂志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恐吓与辱骂不是战斗》。当时是把“第三种人”看成敌人的，这个看法是否恰当，还可以研究。我这里要说的是，鲁迅提出对敌斗争也不能靠恐吓和辱骂，认为这样做不对。这种精神我们现在都不大有了，搞成只要“大方向一致”

，随便怎么说，怎样上纲上线都行，别人都不能提不同意见。这不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批评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有联系的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如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到底某种思想观点是否同资产阶级有联系，有怎样的联系，应该认真研究，可以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对于被认为错误的东西的批评，要进行分析，要讲得有道理，有分寸。也可能有的人说得不适当，有的人说理不够，那么大家可以来讨论。虽然你在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你的批评不大完善，怎样说才恰如其分，这是可以商量和讨论的。不能说我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谁对我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的学术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发展。

我提出上述意见，我以为是有利于深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