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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深圳，是一个人口还不到5000人的既偏僻又荒凉的边陲小镇，那里最为繁华的地点，就是深圳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一桥之隔的罗湖桥，在此处，各类人员的过境出入，才使深圳显得有些人气。于是，在这两站之间，便会有一批搬运工人，每天在深圳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之间，从事过境搬运。所以，徐展认为在这里发展和物色搬运工人，作为侦探情报的人选最为合适。于是，经过多方敏锐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调查了解，一个名叫梁初的宝安县深圳镇青年搬运工人，很快闯进了他的视野。

苦大仇深的梁初，作为沦落在生活最底层的搬运工人，在旧社会吃尽苦头，自然对新社会是发自内心的拥护。经过徐展对其晓以大义、说明情况之后，梁初欣然同意。随后，在经过严格的专项业务培训、考察试用后，作为我公安秘密单线发展的“特情人员”，梁初便在自己公开所从事的过境搬运作业中，开始了对来往的可疑人员进行周密而细致的调查工作。1953年，梁初向徐展报告说，香港新界的罗湖火车站西侧“得意楼”赌场承包伙食的张福智，有国民党潜伏特务的重大嫌疑。于是，徐展让梁初通过卖走私照相机为由，与之直接接触，以争取他们的信任，借机迅速打入敌特内部组织里去。梁初接受任务之后，凭着自己当搬运工人的身份，顺利地加入其特务组织，经过张福智等人多方考验后，很快取得了信任，并被委任为往来深圳与广州之间的交通联络员，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张福智同广州市潜伏特务组织的“国防部保密局”联络员陈二妹之间书信情报往来的传递工作。

在这期间，张福智为了他们即将实施的秘密计划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还特意把梁初派遣到香港一次，接受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全面考察，这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通过当时最为先进的“测谎器”所得到的考验结果，令张福智对梁初深信不疑。在回到深圳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还将一只“依波路”手表送给他，作为联络的标志。

张福智等一小撮特务，一直梦想着在华南地区集政治、文化、经济为中心的“祖国南大门”的广州市，成功地制造一起具有国际影响的“惊天大爆炸”，因而，广州市所有的繁华地点——火车站、海珠桥、中山路、北京路、岭南文化宫、新华戏院，发电厂、飞机场和市公安局等处，都是他们想进行爆炸的重要目标。梁初在广州、深圳两地，频繁地为特务们传递情报，每次都会想方设法以各种方式，把情报告知委派他执行秘密工作的深圳边防公安30团。深圳边防公安30团在迅速得知张福智特务行动之后，当即上报广州中南公安司令部，司令部再转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为“02号专案”，由此，张福智等特务的所有行动，都在我公安的全面掌握之中。深圳边防公安30团作为边境第一站，已在无形之中撒下天罗地网，单等“毒蛇”出洞。

1954年，在国庆5周年大庆即将来临的之际，张福智等人认为时机已到，迅速指令梁初利用过境搬运作掩护，用平时搬运作披肩用的草袋做包装，分为两次，每次三枚，把美制的TNT黄色海绵烈性炸药、美制银灰色燃烧弹六枚，秘密运送过境，再送交广州市潜伏特务联络员陈二妹家中。当时，张福智为了掩人耳目，竟然让梁初带上自己的老婆和正在吃奶的儿子一起，把炸弹护送到广州。梁初忍辱负重地让特务知道他已上了路，其实，梁初并没有直接送往特务秘密点，而是将这两批炸药和燃烧弹，立刻转交到深圳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刘衍昌那里，并在徐展的护卫下，送至广东中南公安局司令部（现为广东省公安厅），再转交广州市公安局，由专业技术人员作技术处理，排除了炸药和燃烧弹的爆破燃烧功能，并还原复制后，再让梁初不动声色交到了联络员陈二妹的手里。在广州，由陈二妹安排，梁初带着炸弹，住进长堤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广州市潜伏多时的两个特务头子罗定山、屈金汉，分别到旅馆里去取炸弹，从而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广州市公安局在对二人进行严密的布控之后，最终将该敌特组织一共25人，一举全部抓获。

1955年，“罗定山等25人美蒋特务特大阴谋爆破、刺探情报反革命案”最终结案之后，为了让其继续从事“卧底”工作，我公安高层领导暗授机宜，梁初在表面上连同敌特们一起被定罪，并在广州中院于1955年３月19日做出的（1954）年市地1830号刑事判决书上认定，作为戴罪立功人员，进行了公开宣判。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梁初虽然继续担任“卧底”，协助了公安人员破获了许多大小案件，但一纸公开的刑事判决，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