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1/4 页)

湖，他也曾想到一死了结。

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奇特而奇妙地不可思议，汪曾祺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他会在突然间被意外地“解放”出来。在被揪斗出来的７月一个盛夏的中午，汪曾祺接到一个革命小将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４点钟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里去。汪曾祺赶紧理发、洗澡、换衣服，想到此番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谁料到，当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军代表办公室，在首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之后，只听得军代表对他表情严肃地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在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眼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之际，就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一起乘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甘家口外的钓鱼台国宾馆，在第十七号楼“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的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受到了“文艺旗手”江青的亲自接见。汪曾祺和江青并没有任何的人际交往，此番破例被召见，原来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和需要，江青为了想突出个人成绩，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深入创作，并尽快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和普及。对于京剧《沙家浜》她要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准备在已经修改并上演的剧中，把最初的二号人物郭建光与一号人物阿庆嫂，分别设立为男女主人公，除了两个剧中人在戏份上平分秋色之外，在突出郭建光这个中心人物形象上，还应该在其唱腔设计上狠下一番工夫，因为这是关系到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因为要在郭建光身上增加唱段，江青这才突然想起了为剧本移植、改编和多次修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汪曾祺，这便是汪曾祺在那个年代被打倒之后，又柳暗花明充满戏剧性地被“解放”之谜。于是，为了让他继续参与和修改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工作，江青下大力气要树立她一手主抓的“八个样板戏”。而入选其中的《沙家浜》，正巧是汪曾祺早在1963年就开始接触过的一个剧目，所以，他此番被“翻身”，正是缘于此故。

当了半年的“黑帮分子”，运了半年的煤球，汪曾祺早已把京剧曲目给抛在了一边，心想从此以后再也和这些无缘了，谁能料到，时来运转，好在是汪曾祺多年来一直从事京剧曲目创作和研究，所以，他迅速调整好心态，又重操旧业。紧接着，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在剧场里，汪曾祺等人随时听从“文艺旗手”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在每一场的排练时，汪曾祺都是小心翼翼地陪着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的江青，看着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随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按实际生活和舞台艺术的需要，再进行修改、推敲，直到通过。当时，陪同江青观看彩排、并像保护神一样，端坐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以及后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还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周恩来总理也曾经陪同观看过两次，因为事务繁忙而临时离场。江青每讲一句话，不管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这些人物都会诚惶诚恐在笔记本上恭恭敬敬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而有时真是漏掉的字，他们也不敢当着江青的面进行询问，而是在她不在场的时候，私下里相互对照，唯恐曲解语意。有时，排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等道具，这些当年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们，却不怕有失身份地抢着去执行命令。甚至稍有不慎，还会遭受到江青毫不留情地呵斥。在排戏过程中，全场就只听见江青一个人对着舞台上经常大声叫嚷着：“停停停，郭建光！你这个唱词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文采也不足！”随即扭过头来，对坐在侧后的汪曾祺说：“老汪，你现在就重新写一段！”停一会儿，又听得江青的声音在剧场里再次回响：“沙奶奶！你那道白也太白了，要改成韵白！老汪，你现在就给改成韵白。”汪曾祺不愧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会当场修饰出一段情文并茂的唱词或道白来，在征得江青看了满意之后，马上传到演员的手里，当即就让这样排练。《沙家浜》的每一个唱词和道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江青百般挑剔之下，一折一折、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敲定下来的，江青为此真可谓煞费苦心。

在人民大会堂，还专门为京剧《沙家浜》举行了一次定稿研讨会。江青、姚文元、叶群以及专门为此成立的“样板团”的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