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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厂以拍摄军事题材故事片见长的华纯，他所导演的这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除了保留全剧的歌舞精华，而且还利用电影艺术的视觉效果，把整个演出贯穿的大量音乐舞蹈，以非常简洁、明快、紧凑的镜头和画面，进行洗练的情节处理，以原剧已经设置男主角声情并茂的演唱统领全片，还适当以双胞胎当兵和战地重逢的细节，进行恰当的点缀，从而使全剧更显得生动。更为可喜和勇于探索的是，影片的拍摄跳出有限的舞台，在摄影棚和实景当中进行游刃有余的穿梭、铺延，还适当地穿插了一些大海汪洋、波涛翻卷、云山雾罩、霞光万道等绝佳秀美景色的空镜头，作为背景，以显示出影片的宏伟气魄和壮丽图画，这样一来，虚实相互结合，从而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影片于1963年12月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正式公映。

其实，在观看空政集体创作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就存在着一些想法：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庆祝，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来鼓舞人民和增强人民的斗志，因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动机，便提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多种场合提到：“在歌舞方面，我们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陈老总力主推荐周恩来到上海观看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以此促成了周恩来下定决心，为组织创作大型歌舞《东方红》，提供了客观的前提条件。担任“总策划”、“总指挥”、“总导演”的周恩来，的确为了《东方红》的创作，耗费了他许多心血，这其中，同样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从轰轰烈烈的前台背后，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文艺界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对文艺政策的两个批示的发表，使文化艺术界开展的整风愈演愈烈；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之流又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进行蛮横的批判和无理的责难，无疑对建国后文艺界的人员来说是心存芥蒂。为此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在这样一种令人压抑的氛围下，刻意筹划和批准了一个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通过一批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和权威人士，参加到《东方红》当中来，为其艺术生命涂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以红色为主基调的《东方红》，是热情歌颂共产党、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这无疑是向内部敌对势力的巨大挑战。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集音、舞、诗、画等多元化文学艺术形式为一体的世纪舞台经典，其创作是建国以来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礼，同时，也是对广大文艺队伍的一次重要检阅，演出效果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

在大歌舞筹备创作之初，就调集了全国各文学艺术等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最强大豪华的艺术班底。大歌舞指挥部另下设各专业大组，即：导演组，组长：丁里，《东方红》舞台总导演；文学创作组，组长：魏风；音乐编导组，组长：时乐蒙；舞蹈编导组，组长：查列；舞美设计组，组长：张敦仁；文学创作组成员另有乔羽、徐怀中、张士燮、章明、贺敬之、郭小川、陈光锐等人组成；舞蹈编导组则包括了以著名舞蹈家查列、胡果刚、金明、李仲林、李群、黄素嘉、孟兆祥等为首的30人，仅空政文工团的舞蹈队就来了60多人，空军司令刘亚楼明确表态：“排《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1964年8月12日，全体演员在北京西苑宾馆报到，随后，全面铺开，分场次、段落几十个团，责任“包干”。北京地区所有文艺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各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作训练用地，以供应演员分场次的同时训练，日以继夜，加班运作。

9月25日，合成排练节目统一审查；凌晨，离当天晚上节目审查只有十几个小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把《东方红》朗诵词逐字逐句精心修订后，东方初露鱼肚白。周恩来提笔在朗诵词空白处批道：“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