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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我真是觉得欠她的太多大多。就拿我结婚那天来说，那是1996年的元月20日，是我与妻子早已订好的结婚日子，我那时已被录用为警察，不巧正赶上县公安局举行新民警封闭式集训，但请帖已发出婚期无法推后。那一天等到快天黑了，乡下还有很多礼节要过堂而我还未到，急得妻子直掉泪，娘家的人急得直跺脚，以为我当了警察就看不上女友了。其实那天我是遵守民警集训期间不得无故请假这一规定，知道亲朋好友都到场了新郎是绝对不能不去的，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向局长请了一天假之后火急火燎地赶往老家。待赶到时我的哥哥早已替我完成了一些仪式。当天晚上我又想方设法返回了集训地。新婚之夜让新娘子独守空房，这件事居然在我身边发生，使我妻子总拿这件事说我。”

“还有，那一年的年底，已经十月怀胎的妻子来到我派出所，那时正碰上严打斗争，我所在的派出所辖区为6县1市的接壤地带，情况复杂任务繁重而警力又少，我天天要下乡调查、走访办案、收枪治爆当时所里的老民警对我说你老婆马上要生了，这段时间你就留在所里照顾照顾吧。我只有对妻子歉意地说老婆你就多担待点了。有一天就在我下乡办案不久，妻子阵痛发作了，留所的老民警赶紧将她送到医院。待婴儿生下后，我同事又买来鸡蛋面条，借来婴儿的衣服，而我这个做父亲的，居然不在身边”

“当我得了病之后，她在上海长征医院一个多月中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回到家后给我煎药、喂药、擦身在我面前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悲哀、痛苦，她常常强颜欢笑。我有时在想，是我连累了她。”

“有的时候，我痛得实在受不了，甚至想到了自杀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妻子，想到了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事，我就坚定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我一次次地被感动着、震撼着。

在离开的时候，崔永生说了这么一段话：“戈冰剑，你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警察，这一点上我们是相似的，你有很多优点，人品、能力都没得说，可就是只知道埋头工作，不知道抬头看路。对，还有那句话，有点不讲官场政治，所以，也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像你这种性格，真的不大适应在基层，有机会还是离开吧。”

我点点了头，想办法离开的想法又再次复苏了。

在回到所里后，我几乎是用心和泪写出了《笑傲死神》的专稿，寄给了《警察天地》杂志，在文章结尾，我描述道：穿着警服的崔永生躺在床上，动情地唱起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他的眼神是那么的坚毅和执着

之后不久，正当我在外地办一个解救拐卖妇女案的时候，我接到崔永生妻子的电话，一接听，就听到一阵呜咽，我的心一凉：他走了，永远地走了。

崔永生妻子平静地说：明天县里开追悼会。他在临走之前特意交待我要感谢你，还有，希望你能把那篇发表了的文章送给我做个纪念

我泪水夺眶而出。

4

一夜无眠，我想了好多好多。

据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02年，中国有381名警察因公殉职，5000名警察负伤。在2001年，160万公安民警中有443名民警为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英勇献身。1993年以来，全国公安民警平均每年牺牲300多人，平均每天就有一名民警牺牲。在和平年代警察是最危险的职业，算是深有体会，包括耳闻目睹身边涂雷局长还有一两个同事的因交通事故殉职，可毕竟和他们不常在一起，对其的生死，对血淋淋的场面，除了当时唏嘘一番以外，作为局外人多少有些麻木，因为这种职业，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已经失去了常人对生死的态度，所以，要苛求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去动容就很有些勉为其难。不知听谁说过，人是极其渺小的，在每个地方，每天都有人出生和死亡，生命就这样轮回着，无论你是平民或者权势之人，时间久了，你就会从人们的印象中抹去，无论你怎么去抗争，你终究归于尘土。死，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只是归宿而已，要去的终究要去，只不过你活的方法有可能决定你死的方式，牺牲也好，自杀也好，被人杀，老死也好，都是死的方式之一。

但是如今，一个活生生的战友、一个正当年华的好朋友从身边消失还是第一次。这份悲戚，这份沉重，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而活，一个生命到底能承载多少生命之重、多少生命之痛。在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