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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感到荒凉的陌生。我甚至都在挑剔相机的质量和拍摄技术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拙劣。我为自己终有一天看出如许漏洞而感到欣慰。从此以后我又是独自一人了，不再有任何责任和牵挂。回头再看两个月来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汗颜呀！所幸的是我已经及时地摆脱出来了。

我给施玮写了最后一封信。而在我的心里和她的关系已先于这封信中断了。我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不禁为自己的冷酷无情而得意。在并非感情冲动的情况下我尽可以把事情办得有理有节。我没有提及她所寄赠的照片给我带来的震动，没有提及黑眼圈和墨框眼镜（此时我已有能力自嘲：原来我要求的黑眼圈就是一副黑眼镜呀）。我只是说：我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的好。理由我列举了很多，如：距离太远，我离过婚且生活随便，以及通信的方式不免有过多的幻觉，等等。施玮立刻回了信，这次，她聪明了很多。她指出我所举的理由在我们相互表白时就已经存在了，肯定有什么别的原因使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她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我说出事情的真相，但这正是我无法办到的。我没有再写信给她。之后，施玮又来过几封信，无非是追问原因、要求和好以及自我检讨。当时我沉浸在冷酷的激情中，将她泪水模糊的来信一字不落地读了。我的仁慈只能到维持谎言和沉默这一步，余下的问题得由她自己解决和消化了。

在等不到我的复信的情况下，施玮给张国庆打了电话。后者也不便说明我和她中断通信的原因，只是一再保证在他看来她没有错。他不得不倾听本来应该是针对我的那些倾诉。为了把话岔开，他问她有什么业余爱好？施玮说她喜欢唱歌。张国庆就问能不能唱一个给他听？“现在？”施玮问。“就现在，”张国庆说，“你对着听筒唱一个，我能听得见。”施玮还在犹豫，张国庆趁机找来了录音机，卡入一盘磁带。后来他将这盘录有施玮歌声的磁带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听一听。我执意不肯，张国庆建议就在他的录音机上放一下给我听。我非常紧张，感到自己都发抖了。我在想：我已经没事了，他们还在折腾什么呢。

我无法断定自己是否和施玮通过电话，也许有过那么一次，在张国庆家，施玮正好来电话。张国庆说我就在这儿（这正是她所希望的），我不便推辞接过了听筒。或者，张国庆总是提到那盘磁带，让我紧张不已。于是我表示：与其听录音磁带还不如和她直接通话了。和施玮的通话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我的语调平静，态度冷淡，对方表达的欲望显然受到了抑制，至少她没有哭泣，也没有唱歌。我再次被自己的镇定感动了。

这以后我听说张国庆一直和施玮保持着联系。他给她寄过书，施玮也来信请教过学习上的问题。有关的细节张国庆总是试图告诉我，而我一再宣布一切与我无关，我不想知道。就是听说一些也是偶尔刮进耳朵里去的。

后来我又恋爱了，对方是南京本地姑娘，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在此真实相处的基础上我们也写信、通电话，其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沿着一条正常实际且不乏浪漫的道路发展下去，眼看着就要结婚成家了我们在家具城看中了一套广式组合家具。然而，由于对方父母的强烈干预，一年以后我们的关系突然中断了，我再次处于“落单”的境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双拐记（3）

当时我仍处于调整阶段，心里想着我失去的女友。我的怀念情有可原，因为和我失败的婚姻相比，这次与对方分手纯属外部原因。我的女友不过是太软弱了，不得已才向家里低头的。由于无人作伴，我又频繁地去张国庆家串门了。

一天，张国庆喜滋滋地告诉我，他将我和女友分手的事通知了施玮，施玮表示要从大连来看我。我很生气，当时几乎和张国庆翻了脸。我说：“你怎么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我告诉他：“你赶紧通知她别来，来了你接待，我不管。”张国庆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想当然地认为，我需要一个女人的安慰，至于这个女人是谁就无关紧要了。也许他还有另一些想法。实际上他是站在施玮一边的，他想为她做些事情，所以才不管我的心情如何乱来一气的。后来我才知道，当他告诉我施玮可能要来南京的时候实际上她已经在路上了，就在我们话不投机的那天晚上施玮所乘的火车已顺利地通过了济南。

第二天早晨我被施玮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似乎是害怕自己晕厥过去。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慌和乞求，完全丧失了审视对方的能力。我从床上爬起来开门，身上只穿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