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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心惊胆战，觉得无脸见江东父老。

李：把你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吗？

唐：最重要的还是关于丁玲的事情。

李：你到《文艺报》时还是丁玲做主编，但她好像走得很早。

唐：开始是丁玲，文艺整风后主编换成冯雪峰，到批判俞平伯之后，又换成张光年。我受丁玲的牵连，主要是为她鸣不平。

李：你对丁玲和周扬之间矛盾的历史渊源有了解吗？你怎么看待？

唐：对他们过去有哪些矛盾我其实并不清楚。一开始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令人尊敬的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在文艺界有影响，有成就。我根本没有一点儿意思要介人他们之间的矛盾。现在想来，丁玲在《文艺报》做主编的时候，一些做法其实也左得很。

李：那你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卷进上一辈文人的纠纷中去呢？

唐：1955年把丁玲、陈企霞作为一个“反党集团”进行处理，作协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我觉得有些言过其实。1956年进行复查，加上鸣放的气氛，丁玲上书要求平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我和唐国都发了言。我认为在丁玲问题上有些做法不是实事求是，而且我看不惯墙倒众人推的做法。一有事情，过去关系本来不错的人，一下子都展开批评，还夸大其词，甚至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对于这些，我不理解。当时也年轻气盛，什么都敢讲。在发言中，我还引了泰戈尔的一句话：“虚假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实。”

李：这次会议周扬在场吗？

唐：当然在。他对我的讲话非常愤慨。后来听人讲，他这样说过：唐达成拿资产阶级的语言向党进攻。不过，那是1956年，还没有反右，事情也就放下了。到反右时，我当然也就跑不脱了。

李：你被打成右派，你认为周扬个人起到作用吗？换一句话说，他有可能具体过问吗？

唐：我想他不一定亲自过问。我毕竟是个年轻人，应该说不会在他的视野之内，我和他也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他关注的是丁玲、艾青那些有名的人。但他的情绪肯定会有所影响。我倒也荣幸得很，竟然成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一个成员，还有艾青、李又然、罗烽、陈企霞等。

李：你现在怎样看待周扬和丁玲、冯雪峰之间的矛盾呢？客观地讲，撇开你的个人因素。

唐：冷静客观地看，他们追求的大目标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尖锐对立的矛盾。但是，在30年代上海时期，历史环境十分复杂险恶，党中央在陕北根据地，左联在上海，都处于敌人直接的包围与威胁之下，两地相距甚远。左联与党中央较难有联系和经常的请示。因此，往往不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有关方针与政策性的指示，有时只能间接地了解一些情况。雪峰同志当时受党中央的委托和指示从陕北到上海，对周扬同志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不合中央的精神。但他似乎并没有及时与周扬等同志联系传达中央的精神，而是直接与鲁迅先生联系。当时左联对鲁迅先生又尊重不够，这样就有了“两个口号”之争。历史条件形成的隔膜与互相通气不够，争论过程中又难免夹杂意气和宗派情绪，这个矛盾就未能妥善解决，在延安时似乎有所解决，但也没有解决得很彻底，很平心静气。于是，又忽隐忽现地在以后的岁月中表现出来，发展为新的矛盾。本来，文艺具体问题和做法上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我以为是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的，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团结，相处也会更融洽些。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许多问题被任意地上纲上线，矛盾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起来，其实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在大目标上，这三位极有影响的文艺领导人，我看并没有什么不一致，或者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当然，形成矛盾也还有个人气质、素养、胸襟等等因素，但这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了。

李：被打成右派后，你去了哪里？

唐：反右结束后，领导找我谈话，说党把你和唐固定为右派，问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就要到农村去劳动。如果不同意，就得离开作协，自谋出路。我害怕离开组织，当然同意，就在1958年到唐山的一个农场劳动。同在那里的有许多文艺界的右派。

李：我听萧乾说过，他和你在一起劳动。

唐：还有蓝翎。那里事情就不谈了。

李：你又见到周扬是在什么时候？“文革”后吗？

唐：不是。是在作协一个农场劳动时。1959年冬我从唐山的农场转到北京八大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