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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他谈到“文革”吗，譬如毛泽东、周恩来？

周：谈得不多。一次他说他出狱后，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主席的万寿无疆与总理的早日康复是中国人民的幸福”，“邓代总理工作抓得好”。总理没有回信。据说总理认为不应把他与主席并提。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去问邓大姐。那时还有陆定一、胡启立、唐明照、唐闻生、陶斯亮等人来看过他，同他们谈过一些“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事。同陆定一交谈过“文革”前左的错误，认为应该承认和反省自己的错误。他说陆定一脾气犟。“文革”前夕，毛主席把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等人叫到他的卧室，叫他们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文件，并从他们中间推出一人当组长。主席是躺在床上同他们说话的。他们在主席的卧室推选组长。先推的是陆定一，陆不愿意。陆在主席面前毫不掩饰抵触情绪，用三个字表态：“我不干。”口气坚决。主席对他没有说什么。后又推彭真，彭同意了。后来在彭主持下搞了“五·一六通知”，挨了批判。陶斯亮去看他时，他对她说：“在教育子女方面我比你爸爸差得太远了，不怎么管我的子女。”

李：他怎样谈到毛泽东？

周：在我的印象中他崇拜毛泽东。我刚来北京时，他给我两本小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社会发展简史》。50年代他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中说他崇拜毛主席。他同毛主席有过不少直接接触和书信往来。毛主席写给他的信在“文革”中都被抄走。由于中央和毛主席重视文艺工作，有时他列席中央的高级会议。在延安时毛主席曾向他了解江青的前夫××没有去延安的原因，说如果××想来延安，欢迎来，不要因江青同毛泽东结婚而有顾虑。在延安有一次他同毛主席交谈文艺工作时，说写文章应留有余地，给读者留有思考、想象、发挥的余地。毛主席觉得这话说得好，不久在一次报告中提到，周扬同志说写文章也应留有余地。1975年他刚出狱时，他对“文革”仍持谨慎态度，没有听到过他从整体上否定“文革”的言论。过了9年的囚徒生活，几乎与世隔绝9年，他对“文革”的想法与狱外大众有所不同，他更不清楚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临出狱时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还向江青问好。

李：后来的情况呢？

周：我们两人在医院谈到“文革’与毛泽东时，有过如下的对话：

我：毛主席说你好的时候多还是批评你的时候多？

他：说我好的时候多些。他写给我的一些信，也是对我满意的地方多些。他批评我的话也很厉害。他历次对我的批评我归纳成三条：月．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我把这三条说给彭真听，彭真说第二条分量不轻。毛主席对另外一些人，如胡乔木，也有过类似的批评。

我：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他：毛主席总有这么一种观点：不能安于现状，要主动去发现、认识和解决事物中的主要问题，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党和社会要有活力，要像流水一样纯净不腐，就要不断及时、正确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使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他发动“文革”同上述观点有根本的联系。

我：为什么总结历史经验，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的分析，宜粗不宜细？

他：你怎么看呢？

我：我认为应该细。做到细才可能对问题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才可能明辨是非，汲取教训。粗容易，细难。比较正确地认识一个复杂的事情，往往需要更多时间。

他：嗯，你这样说当然也对，你说的是一般的道理。像解决“文革”这样的大问题，考虑的因素很多，情况复杂。

我：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考虑、处理重大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也会有私心作怪的时候，或者由于心理上性格上的缺点而犯错误？“文革”中硬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里通外国、反党，把他们整死。毛泽东对刘和彭肯定是很了解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稍停）斯大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