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1/4 页)

这次的结论比1955年的结论，政治上更加重了，在所谓反党集团的人数上更增多了。1955年定的“反党小集团”只有丁玲、陈企霞两人。这次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反党集团”成员扩大了几倍，包括冯雪峰、艾青等在国内外有影响、对中国革命文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事件。这以后，又对丁玲等的作品继续组织了“再批判”，批倒了一批有成就的作家，否定了一批有好评的作品。

八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

1958年5月，我在外地了解群众宣传工作情况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回京后才知道，周扬已有安排，要在会前“谈谈”中宣部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等问题上的错误。他说：“只有几个人参加，谈一两次就行了。”并说这是因为有的同志对此事有意见。对这种安排，我原已想到，不过没有料到竟这样急不可待。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为了便于了解，无妨回顾一下这几年发生的事：1955年在机关肃反运动中，作协党组要求对陈企霞、李又然实行“隔离审查”，说他们有托派嫌疑。中宣部机关党委认为根据不足，没有同意。当时党组负责人直接找到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才获得批准（中宣部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张际春兼任，我是副组长，机关党委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在作协党组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后，党组向中央的报告说“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中宣部机关党委没有立即配合作出开除他们党籍的决定。陈企霞、李又然经过隔离审查，撤销嫌疑，释放出来后，立即向党委提出申诉，反驳了批判他们的“根据”。机关党委将这些申诉材料印发给有关同志，暴露了党组一些不正常的作法。在审查丁玲历史和“反党”错误时，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之间又有上述那些不一致；从1956到1957年，机关党委参加的对丁玲问题调查的结果，实际上对1955年作协党组对丁玲等的批判是一个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给人一种印象，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形成了对立面。如果机关党委不是全错的，就表现不出作协党组的一贯正确。而且要使在批丁斗争中已经取得的“胜利”得到巩固，又必须清理留在人们头脑中的一切怀疑。如：在整风开始前，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调查和否定了这个小集团的存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整风开始，周扬等在党组扩大会上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又是怎么回事？到底算不算数？都必须向群众有所说明，作合理的交代。否则，打倒丁玲的新胜利虽然“战果辉煌”，但它是建立在沙滩上，是不巩固的。如果不把中宣部机关党委参与对丁玲问题的调查所得到的事实和相应的结论推翻，那便给某些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这样看来，在公开场合“谈谈”机关党委在丁玲问题上的错误，便十分必要了。由常务副部长周扬直接主持这样的会（原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已调国务院二办工作），也可看出领导上的决心和重视。会议开始让我先作检查。我不能按照主持人的意愿检查错误。因此，我的检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过。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也是如此，他们都不认为在参与处理丁玲等问题过程中，机关党委有什么真正的错误。这样，满足不了主持人的要求，他原说“谈一两次就行了”的说法就不算数了，就改变了方针，要“彻底揭露，追究到底”。

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我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我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耍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的材料，就决不放过，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丁玲寄给党委的申诉材料，就是从文件柜里搜查出来的。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四个多月才结束。

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在结论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写了：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等话，被说成是“美化叛徒”；又由于在审查丁玲“反党”问题时，丁玲写给党委的申诉没有提交审查小组讨论，而她提出的申辩又和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就被认定这是我同丁玲“合谋翻案”。根据这两大“罪状”就定我们几人为“反党集团”，我是“首要分子”。其实，这两件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为着使审查小组的工作能正常地顺利进行，经我提出和张际春同志同意的。张海和崔毅同志有的知道，有的并不知道。黎辛同志本来早已调去湖北工作。他是机关党委的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主要工作在作协，机关党委的全面工作管的很少。在批判我们时，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