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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自我认识

恶的司法过程，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来，对于哲学家的使命来说这是够多的了。　职业革命家经历的事情要多得多，他们忍受的痛苦要大得多，但哲学家习惯的是更为平静的生活。按照本人经验，应该说，旧制度下的监狱比起苏维埃制度下改进了的监狱来，是更多宗法制的和更加宽大的机构。当然，彼得洛那洛夫斯基堡垒和阿利克塞夫斯基三角堡垒①是可怕的，这样的体验我没有。　但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我是这样对比的：在旧制度下监狱的卫队是由很善良的俄国士兵组成的，他们认为监禁的不是“人民的敌人”

，而是政府的敌人。监狱的首长，如果不是特别残暴的人，就按宗法制来管理，当然，特别残暴的人也有过。　在苏维埃的革命的制度中，监狱的卫队把犯人看作“人民和革命的敌人”

，监狱的管理绝对不是宗法制的，而是专制和恐怖的。我第一次被逮捕是在基辅，由于我参加了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被监禁几天，所有被捕的人一起被罚作苦工。　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是怀着可能被打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生还的心情的。　哥萨克包围着我们并发生了某些冲突。　但这些被当作一件小事而结束了。　我带着义务感去参加游行。　我几乎不参加任何很有组织的大学生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大学生运动是自己的运动，对待它的态度比较高傲，他们认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才是真正的革命事业。１８９８年，我由于参加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再次被捕，并被大学开除。有近１５０人被捕，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都被捕了。　第一天，所有被捕的

①在彼得堡的一个要塞中，沙俄用来关禁革命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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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３２１

男人都坐在城近郊的卢克雅诺夫斯基监狱的一间大屋子里。当时，基辅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那里有地下印刷厂，出版革命著作，和国外侨民有联系，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的团体有联系。　当我到国外去的时候，在瑞士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与首脑会晤过，这时，列宁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而不能起领导作用（后来才起了这种作用）

，这说明我与列宁没有任何的来往。我的确从一开始就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派别。　现在回忆起被捕的那段经历，仍然很激动，甚至极度兴奋，无论何时我也没有体验到比和共产主义者交往更强的那种感受，当时我成为个人主义情绪最少的人。　在被捕和被审讯时，我和对待生活上其他灾难性的事件一样，根据自己的本性从不灰心丧气，而永远是情绪高昂，充满战斗热情，那时是这样，在苏维埃时期同样如此。　当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投入监狱时我们所体验的那种状况，现在应当认为是可笑的。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失败的感觉，相反，我们具有的是胜利的情绪，我们认为，解放运动中的新纪元开始了，我们的被捕甚至在西欧会引起反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监狱中的自我感觉是十分令人愉快的，最初我在大家一起住的大屋子里读了一系列报告。　被捕后的一天，基辅总督德拉戈米洛夫来到我们这里，他与我的双亲有着相当近的关系，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