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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同源的。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比索洛维约夫和斯拉夫主义者更亲近。　要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也是个人类学家，他发现了人。　我从来反对把历史成果神圣化，在这方面我是不合时代潮流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始原，它是由历史整体的神圣化得来的，而历史整体之神圣化是由于完满的神的能力决定的。　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和我所主张的人的自由与创造的激情，我为人的价值所进行的斗争是直接对立的。　转向的知识分子重又兴起的对神职的向往对我也是格格不入的。弗洛连斯基、布尔加科夫、索洛维约夫（诗人，索洛维约夫的侄儿，后来又跨到天主教中去了）

、杜雷林、斯文季茨基（在他生活的时代由于从宗教—哲学学会跳出去而轰动一时）都做了神甫。　我对教权主义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和不变的反感。　我一直也不能克服由于精神阶层所产生的某种异化性。　可以肯定这是贵族——伏尔泰主义情感的残余。　我特别在侨民中宣讲反教权主义，而这些侨民是被教权主义思潮所控制的。　我对长老的生活方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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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化复兴与人们的交往３７１

很高（对此，我将在后面加以叙述）

，但是长老的绝对权威，我同样是不能接受的。　从内心来说我一直是个宗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这需要解释。能够确定那个时代有两个学派与神秘主义的和宗教的寻觅相联系，一个学派是东正教的宗教哲学，当然，它很难被官方教会所接受。　这个学派首先是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以及他们周围的团体。另一流派是宗教神秘主义和通灵术。这包括别雷、依万诺夫，从其自身的特点来说甚至包括布洛克（尽管他不倾向于任何思想体系）

，包括聚集在“缪萨革忒斯”

出版社周围的年轻人、人智说者。一个派别将n　J　N　m　E　P　N　V　K　i搬入东正教教条体系，另一派则醉心于不含逻辑的n　J　N　m　E，具有完整性特点的宇宙的诱惑不论在哪个流派那里都P　N　V　K　i存在，除了布尔加科夫之外。　对所有这些流派来说，基督和福音书都不占有中心的位置。　爱欲超过了哈该书。　弗洛连斯基，尽管他完全希望成为超东正教的，但仍然完全处于宇宙的诱惑之中。　宗教的复兴表现为传播基督教，讨论基督教的命题和使用基督教的术语。　然而，存在着语言复兴的强有力的因素，古希腊精神比圣经的弥赛亚精神更有力量。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产生了不同的精神学说的混合。时代是混合的，它好像在寻找古代的神秘宗教仪式、希腊化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和１９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　真正的宗教复兴并不存在，但存在着精神的努力、宗教的激动与探索。　存在着世界之不可知的感觉，存在着宗教意识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也与１９世纪的思潮——霍米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有联系）。但是，官方的教会是站在这些问题之外的，教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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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１自我认识

没有进行宗教改革。　这时，费多罗夫出现了，在这以前，谁也不知道他。　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在很多地方，菲多罗夫与我很相近。　这时还出现了施米特。　安娜，她的经历是与索洛维约夫联系在一起的。一段时间里，她十分着迷于他。我则从内在立场上反对他的大部分学说，这一点我相信激怒了她。　如果说在很多人那里都发现泛神论倾向（宇宙中心论的结果）

，那么在我这里宁可说存在着二元论的倾向，尽管这种二元主义是相对的。在这个时期我重又感受到极端的孤独，对我来说，和叶夫捷尼娅。　卡吉密洛夫娜娅。　赫尔齐戈的友谊很有意义，我认为她是２０世纪（这是个具有雅致文化的、渗透着文艺复兴时期影响的世纪）初最卓越的妇女之一。　她与依万诺夫有着同样的友谊联系。　刊登在《现代札记》上的《信从何来》是她写的，但对它并没给予完全正确的评价。　回忆起来，我与她那亲切的长谈的确是那一时期非常有特点的现象，按实质说是浪漫主义的俄罗斯文化复兴在有才华的女人的灵魂中得到了反映。　我与许多学派战斗，其中包括企图在俄国推广纯粹德国学说的派别。　后者是指《逻各斯》杂志，同样还有《缪萨革忒斯》杂志（。　斯切潘、。　梅特涅尔和Z　b他们周围的年轻人）。

别雷同样也纯粹是德意志的方向，尽管他还有俄国的无组织性和混乱性。　我远离了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很多人却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