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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前的，而在于它是迟到的。　俄国革命是战争的产物，由此决定了它的性质。　在革命中存在的不幸的事件，都是在战争中已经发生过的。　在俄罗斯，整个世纪都在准备革命，用各种类型的革命运动作准备。不过、直接的革命却是没有准备好的。　君主专制制度与其说是被推翻的，不如说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溃的。　我记得，在二月革命前的一个月，在我的家里坐着一个孟什维克和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一起讨论俄国革命和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可能性。　孟什维克说，这是可能的，大概要过２０年，不会再早。　而布尔什维克说，要过５０年，不会再早。　与其说布尔什维克准备了革命的转变，不如说他们利用了革命的转变。我一直感受的不仅是革命的宿命性质，而且是它的否定一切的开端。　当我们看到革命中的真理时，还需要说明这一切。在临近革命的几年里，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些不公开的社会集会，这些集会的参加者有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但已没有极端分子。　有比较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比较左的立宪民主党人。Ｅ。　库斯柯娃和Ｃ。　布洛柯诺维契是中心。Ａ。　彼特列索夫有时与维拉。　查苏里奇一起出席。布尔什维克的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不止一次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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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３４２

过（他后来编辑《消息报》）。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集会，有时甚至担任主席。　在我的印象中，所有这些人（都是革命学派或者反对派学说的代表）都感到处于自发的、宿命的力量的控制之下，对于这种力量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识进行控制和指导。通常，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与这个团体能溶为一体，有时我甚至主动地说，我是歧异的和疏远的。　在二月革命期间，我也没有感觉到和任何团体的任何联系的需要。　当革命爆发时，我感到自己是异已的和不需要的。　我体验到了更大的孤独。　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临时政府中竭力往上爬，并轻易地变成了达官，这使我十分反感。　思想的扭曲——我的生活中最受折磨的现象之一，现在在战败之后的法国我也观察到这个现象。　在二月“热爱自由的”革命中很多人已经与我发生了冲突。在１９１７年那个可怕的夏天我内在地感觉到了最糟的事情。　我参加了那时的大多数大会，在会上我一直感到非常痛苦，而且强烈地感受到布尔什维克力量在增强。　我完全意识到，革命不会停留在二月阶段，不会停留在不流血的和热爱自由的阶段。　这是如此的奇怪：在十月变革以后的苏维埃时期，我的内在感受比１９１７年夏秋时要好。当时我已经体验到内心的震动，思考事件对我的意义，开始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读了很多的报告、讲话，写了很多东西，进行争论，在作家协会里很活跃，着手建立“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当俄国军队从前线溃败时我感到很沉重。大约我身上的传统感觉突然发生了，这种感觉与这一情况有关：我属于军人家庭，我的先辈是英雄的勋章获得者。　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激动，甚至准备声援我一般是与之格格不入的旧军队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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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自我认识

军们。　在这以后，我产生了大的深化过程，我体验的事件更加是精神性的。　我意识到，俄罗斯正通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来进行体验，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俄罗斯民族的内在命运的因素，是它的存在主义辩证法。　不能恢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所有的复辟企图都是无力的和有害的，即使是恢复二月革命的原则。　可能的仅仅是在经历了痛苦的体验之后把运动推向前进，可能的仅仅是黑格尔意义下的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扬弃）。不过，这种深化了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我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权。　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我还在调整过于感情化而精神性不足的情绪。　不知什么缘故，我在一个短时期里被邀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员，在那个被称为“预备议会”里，我感到十分的不适应和愚蠢，我在那里看到了革命的俄国的全部色调，那里有很多的老相识，看到那些过去受迫害的、处于地下状态或侨居国外的人们在政权中起新的作用，我感到很苦恼。　我一直厌恶所有的政权。　我有好战情绪，不想和某些老相识打招呼，因此我站在了所有这些人之外。１９１８年初我写了《不平等的哲学》这本书，我并不喜欢这本书，认为它包含了很多不正确的东西，没有表述出我的真正思想。　一些人为这书本指责我，另一些人则因我“放弃”了这本书的思想而指责我。　但是，应当说，在这本充满激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