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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裕棠开始实行他的预定计划。他首先把贵重的机器材料迁进租界，寄存在江西路禅臣洋行仓库。这是通过严庆祺、严庆龄的种种关系接洽的。掸臣洋行是一家德商洋行，十九世纪末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设有机器、保险、生镍检验及工业机械等部门，恰可对号。其时，德国正称雄欧洲，日本也不至于找德商的麻烦。

为了应付内迁，严裕棠将一些比较次要的机器装船，沿苏州河西上。此举正在进行中，大隆已被日军占领。

盛夏镇暑，连日奔波，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加之内心郁积不舒，怎能经此打击？身子顿时瘫软下来。在病榻上，他吩咐严庆祺马上去重庆加强与政界朋友的联络，保持关系。严庆祺领会父亲的用心，即刻起程，前往重庆。

所有的工厂被日军占领之后，一段时间里，严裕棠及其儿子们无所事事，显得无聊起来。

严裕棠盘算着，大隆未及撤出及运往苏州损失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制品等占百分之六十四强，而运入租界保存下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强。他越算越感到痛心，越算越感到烦恼。如此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

正当严裕棠煞费苦心却又一筹莫展之际，严庆祥带来一个消息，说是上海滩的一批绅商闻人马上就要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号召救济难民，恢复生产，允许重操旧业，也允许新办实务。

严庆祥带来的这个消息，使严家又活跃起来了。严庆龄第一个蹦起来要大显身手。既然如此，那就无须舍近求远了。虽然看起来，迁厂的损失是巨大的，但立厂的精华到底还是保存下来，这是足以自慰的。

不管别人如何，严裕棠总要仔细斟酌利弊。心想：自上海沦陷之后，大江南北也相继沦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纷纷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荣又告复活，旅馆、影剧院经常满客，茶楼酒肆高朋满座，各家商号无不生意兴隆，被称作“孤岛天堂”。故此工商业复业者日多，特别是纱布生意，因为战时纱厂毁损最大，纱布筹码枯竭，价格步步上升，投机分外热闹。纱业的畸形兴起，对棉纱机器的需要顿感迫切。要进口机器，不仅外汇困难，在时间上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左右，远水救不了近火；上海原有能造棉纺机器的厂家内迁的内迁，毁坏的毁坏，仅有的几家哪里能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即使新办的纱厂，大部分是急功近利，购买旧纱厂的机器来东拼西凑，以敷一时之用。这对于拥有生产设备、具有生产能力的严家来说不正是难得的机会吗？

严裕棠立刻拍板，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备。这两兄弟同在德国留过学，都堪称机械方面的专家。严庆禧为人随和些，肯礼让三分，配合较为骄纵的严庆龄，又是最适当的人选。

厂址很快就选定了，设在越界筑路的渚安浜路，以借租界保护。为更隐蔽起见，不用大隆名义，而是假借了美商的头衔，取名为UnionIron＆Foundryworks，中文名“美商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资本定为法币五十万元。严庆龄任总经理兼厂长，严庆禧为经理，副经理人选是由严庆龄提名定下的支达栓。支达铨是大隆学徒出身而步步擢升的，一直是严庆龄的主要帮手。为了使人觉得名副其实，严庆龄找了美商恒丰洋行的安特生来，挂名为董事长，并请安特生派出一位美籍会计师，建立了一套英文帐册。为了利用与华商的联系，严庆龄又灵机一动，设立了一个名叫元生企业公司的机构。

泰利的一切进展，都令严裕棠十分满意。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簇新的泰利，七百一十平米的工厂和二百一十平米的二层楼房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树了起来。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

这天，严裕棠突然从梦中惊醒，窗外尚是漆黑一片，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大炮声和掠空而过的飞机呼啸声在耳边响起。他以为日本人又在举行军事演习，无奈地摇一摇头，唯有仰天长叹而已。人尽管还是躺着，可哪里睡得着！

自从上海沦陷以来，他就对日本人充满了憎恨。从个人利益来说，大隆已被日本占领，因为以前曾为内外棉修配机件，就由日本军方交与内外棉接管了，改名为内外铁厂，现在又改了，叫大陆铁厂，专门为日本人生产军火；而苏纶、仁德两纱厂也一样厄运难逃。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当，被人轻而易举地就夺去了，而且不能够说半个“不”字，哪能不痛心呢！想想自己已年过花甲，遭此战乱，不禁潸然泪下。从大处说，国力不盛，政府无能，泱泱大国竟受弹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