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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后，在一次慈善聚餐会上我恰好与斯特劳斯全家坐在同一张桌旁。我们回想起了两家之间的“柏林墙事件”，这时彼此已毫无怨恨，反而对那一段时光感到有点留恋。当时斯特劳斯夫人还这样说道：“当我家的内森三世与你女儿玛乔里同在林肯中学念书时，我们经常听他说起你女儿。他告诉我们她所有功课都得优，害得他都不敢请她跳舞。”

1930年冬天，海兹尔在佛罗里达的圣·匹兹堡订了个套间，她带着孩子先到达，后来我也去了，在那里度过长长的假期。第一次在这阳光之城驱车行驶，我看到公园里聚集了许多人，看上去好像每人都带着拐杖。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滑板爱好者。在1月份的佛罗里达旅行中我碰到一件事，当时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事后我却经常回忆起。

海兹尔认识了93岁的约翰·迪克斯。他的父亲是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约翰·迪克斯制服公司（John　Dix　Uniform　pany）的创始人，我每次去迪尔时都要经过这家大工厂。我拜访了约翰·迪克斯在圣彼得斯堡的家，我发现作为一名近百岁的老人，他那充沛的活力简直令人吃惊。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业务状况，例如我有多少客户，从银行和经纪商那里借了多少钱，以及无数其他问题。我很有礼貌但也颇为自得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约翰·迪克斯突然非常急切地说：“格雷厄姆先生，我希望你能为自己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明天马上乘火车回纽约；回到你的办公室，把你手头的证券都卖掉；把借的钱都还掉，把资本金还给合伙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处于你的这种境地，晚上我是睡不着觉的，你也应该睡不着觉。我的岁数比你大得多，经验也比你丰富得多，你最好能够听从我的建议。”

我对老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说我会认真加以考虑——我这样做无疑只是为了给老人一点面子。接着我很快把这事忘掉了。迪克斯确实有些老糊涂了，他是不可能理解我的经营方法的，他的想法也荒唐可笑。然而事实却证明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我却百分之百地错了。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那我的生活又会怎样呢？我相信，如果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我就不会经历那些痛苦与悔恨；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经历，我能不能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能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呢？

②公麋派（BullMoose）是指1912年支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竞选运动的一派人。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的绰号是雄鹿，他领导的进步党党徽上有雄鹿标志，所以以此作为该党派的名称。——译者1930年初，股市在经历了去年的暴跌后反弹强劲。到4月份时，道琼斯指数达到279点，比1929年11月13日的最低点198点上升了41％。但紧接着由于安斯塔特信用社（Credit　Anstalt）的倒闭，乌云笼罩了整个经济。第二次股市大跌又开始了。这一跌就很少有止住的时候，到1932年6月，道琼斯指数跌到了谷底——42点。

1930年是我33年基金管理历史中最糟糕的一年，尽管当年开头的形势着实令人欢欣鼓舞。由于不得不平掉空头头寸，我们陷入了困境。巨额借款更使我们雪上加霜，我们现在已完全受制于贷款人。这三年里我们一直努力偿还债务，同时又要避免作出太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持有的证券的内在价值是高于它们的市价的，尽管由于普遍的经济萧条，它们的经营业绩也很差劲。

1930年我们的经营亏损率为50．5％；1931年则为16％；到了1932年则只有3％——相对来说这可算是个胜利了。在1929年1月，我们颇为自豪地拥有250万美元的本金，但在1929年到1932年间（经济复苏之前），我们损失了70％。然而我们还是很固执地按1．25％的月息向杰里和我本人支付资本利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到了1932年年末我们只剩250万美元的22％的钱了。许多客户全部或部分地抽回了本金。鲍勃·马罗尼就是其中之一。他非常抱歉地向我们解释：他要用这笔资金偿还其他债务。（弗赖德·格林曼当时曾告诉我，当鲍勃发现自己百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几乎全部亏损时，这位意志坚强、努力奋斗的爱尔兰人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按比例把一部分证券转交给马罗尼，同时也让他承担了一小笔债务。

我想，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只有一个人向我们的基金增加了投资。这就是伊莱亚斯·赖斯，杰里·纽曼的岳父。他在我们的事业处于最低谷时投入了5万美金。这意味着由于他独到的精明眼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