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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一样的美国谈判人员，即是从这一实力地位出发来划定游戏场地界线的。游戏之初，美国便为它在政治上处于敏感地位的农业与纺织品市场争得了免受自由贸易规则约束的权利，实际上是将其置于被高度保护的地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订后的头二十年，美国谈判人员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其它工业在竞争上占优势，所以就自由开放了美国的市场，而没有要求贸易伙伴相应地开放。然而，当进口在20世纪70年代末急剧猛增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态度强硬起来了。在诸如小汽车和彩电业这些领域，他们要求日本等国家的出口商“自愿”实行克制，并强烈暗示在美国建厂是明智之举。这种方式既蛮横又虚伪，等于一边享用着保护主义的禁果，一边不断宣扬自由贸易确有好处。我们的贸易伙伴自然感到十分愤慨，但他们没有多少选择。美国消费者，即便受到限制，也是城里主要的买家。另外，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出口商都需要美国的航母特混舰队在地球上保护他们。美国因进口而失去工作的政治支持者本来在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种骗人的把戏却降低了这些压力。

然而，美国谈判人员更想采取的方案是极力推进外国市场的开放，制定对富有竞争力（或影响力）的美国工业和公司特别有利的规则。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但实行起来却会带来稀奇古怪的结果。由于美国拒绝考虑任何工业政策或经济战略方面的意见，并将这一点视为原则问题，所以它的谈判日程大都是凭机会和紧张频繁的公司游说所决定的。因此，当司法部长还在控告美国烟草业在吸烟的致癌效果方面误导公众的时候，美国烟草工业这个极富竞争力的产业在开放全球市场方面却争得了美国贸易代表的支持。有些评论家简直搞不懂，不知道美国为什么想出口癌症。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这方面的整个概念显然是西方式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的看法认为，我们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全凭个人就能发明并拥有某个特定的思想，会被看作是自私自利。但是，这却是美国高技术工业的生命线。美国谈判人员表示，应当最优先考虑将有力地保护专利权与版权纳入国际贸易规则中去，并且要严格执行。再举一个例子。制造飞机或半导体这类战略产品的公司，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投资要求作为进入其市场的一个条件强加给它们。美国谈判人员成功地消除了把这种要求纳入全球贸易规定的可能。另外一个显示美国外交技巧的实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日本银行看上去好像要把国际储备都卷走似的。主持《巴塞尔协定》谈判的美国财政部要求银行在决算表上增加核心资本。这样不仅为美国银行铲平了游戏场地（因为美国银行对资本的要求一般比日本银行高），而且还对大量购买美国财政部的钞票有促进作用，而当时正是美国急需筹措资金填补赤字之时。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时期，不独是日本的银行，连它的电子、汽车、钢铁和机械公司均在主要世界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似乎日本大有可能马上要把这场游戏从美国手中夺走。但是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协议达成的地点纽约广场饭店得名）中，美国说服日本重新估定并调升了日元的币值，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导致日本泡沫在1992年破灭的事件。此事与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暴涨，共同消除了这场游戏到底属于谁的疑虑。与市场资本主义相连的自由民主，已证明自身是理想的国家模式。由福山提出的这一历史终结论点，演化出了一种重要的推论：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会起到榜样的作用，谁忽视它就要自冒风险。在这种模式中，公司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收益。管理人员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通过大量给予优先认股权连在一起的，这样就可以把管理人员的工资提高到生产工人的400多倍（1980年为40多倍），因为人们认为高级经理人员在商界相当于体育界的大牌明星。政府的作用是解除管制，搞私有化，然后就走开，别再干预。首要的一点是，解除束缚的自由市场被看作是最佳资源分配者和发展动力。

由于这一模式使生产率增长的幅度估计为33％，而且似乎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周期，所以对前文提到过的华盛顿一致意见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持，后者已上升为发展中国家致富之路方面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应该向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