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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确定之后，工业界即迅速行动起来做出了必要的变更。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一些。任何相关的法规都会打击主要工业和整个经济领域内的数千家公司。目前它的证据尚不确凿，未来造成的损害也不清楚（甚至有人说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有利），而且补救的措施代价又十分昂贵。因此，美国工业界准备施加影响，争取得到最灵活的结果。

欧洲工业界的态度则多少有些不同。它并不是高枕无忧，但它缺乏美国公司对政府积极施加影响的传统和能力。此外，它所面临的问题也无须花费巨资。法国正在转入核动力化的进程，这意味着法国无论如何都会大量减少矿物燃料的排放量。因此法国工业界并不需要做多少工作。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过去几十年间，英国一直给煤矿开采业以补贴，有意使煤炭继续作为发电厂的主要燃料。不过撒切尔政府早些时候已经决定停止提供补贴了。同时，英国又在北海属于自己的区域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天然气气田，这使得英国政府可以方便而又经济地将主要燃料从煤炭转向清洁得多的天然气。因此，英国自然也会大大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德国工业界是最划算的。统一之后，德国接收了原东德破旧低效、以煤和泥炭为主要燃料的工厂，并正在有计划地关停并以现代化的设备取而代之。原东德工厂的设备太破旧，实际上，西德的公司即使增加了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全国的排放量还是会大量减少。至于其它欧洲国家，由于都在欧盟的框架内，它们可以从英、法、德的排放量减少中获益。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可以增加各自的排放量，因为欧盟的整体排放量无论如何都会有所减少。

最后，还有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将发达国家对环境的“关注”看作是限制它们发展的阴谋。总之，按照它们的想法，要让它们承担任何义务，就要给它们以大量的发展援助。欧佩克国家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殊分支，而它们根本不想听任何关于限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之事，真是奇怪，奇怪，真奇怪。

就在这几股力量都想在里约热内卢的会议上各显神通之际，联合国委派了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来安排议事日程，并就一些协议举行先期会谈，以便1992年6月地球峰会正式召开时各国政府首脑能够签署。最后确定的议事日程包括：一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条约，一项保护森林的计划，一项名为“21世纪议程”、旨在全面引导环境和经济发展政策的雄心勃勃的框架方案，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是这最后一项成了争论的主要焦点，并最终促成了《京都议定书》的出台。这次会议的方式深受蒙特利尔协议经验的影响。所有的争论在本质上可归结为两个问题：要不要按蒙特利尔协议对待臭氧问题的方式来为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削减设定目标和时间表？是否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加进来？

1991年冬天，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协商先前提出的气候变化的条约，这场戏就此开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穆斯塔法·图勒巴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说，“各地人民都将1992年看作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好的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然而，尽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认为，要稳定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就需要减少60％～80％，但考虑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几乎没有人准备考虑削减这么大的幅度。各国考虑的最激烈的提议是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冻结在1990年的水平上。这项提议由欧共体提出，并得到了小岛屿国家联盟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国家的支持。这一目标并无科学或经济依据，仅仅是他们认为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美国却少有地和欧佩克国家结成了同盟，反对为限制排放量制定任何目标和时间表。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则明确表示它们不会承担任何限制其经济发展的义务，并强调指出，如果指望它们取得任何进展，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

到1991年夏天，这场战役转成了堑壕战。在7月份于伦敦召开的西方七国会议上，欧共体、加拿大和日本全都要求美国参加进来，承担冻结排放量的义务。美国以缺乏科学依据为由加以拒绝，此举引发了欧洲领导人对之少有的严厉批评。一位高级官员称：“美国想要的只是一般性原则，而其它各个国家都想承担义务。”大不列颠的立场尤其引人注目，它不仅承诺要减少排放量，而且明确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源，美国应该尽一份责任。人们也注意到，美国所持的怀疑态度，使得像中国、印度等未来的污染源可以轻易地对整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