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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战略原则上的这种转变，始于老布什政府末期。当时，切尼手下一个由沃尔福威茨牵头的研究小组先是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很快就泄露给了《纽约时报》）。文件要求政府制定一项旨在阻止任何挑战势力崛起的战略。当时，这种战略原则被看作是几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的非正式想法，因而未被接受。但后来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讲话中将其作了阐释，这种战略从此便一跃而成了美国的正式战略，并于2002年9月写入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美国认为遏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对手拥有的自杀性心态，加上获得与投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容易，已使遏制首先打击的战略变得不合时宜。所以，新的战略原则指出：“我们不会坐视危险增大，”也不会等到“蘑菇云”升起。相反，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旦我们感到危险大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我们就会先发制人，预防性地实施打击。这项战略原则是打着对付由那些令人失望的国家和“无赖国家”所造成的动乱这一旗号并以此为措辞提出来的。为了消除一些大国担心自己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恐惧，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还谈到了要加强大国间的合作。

但是，该战略原则的第二部分却一改这种令人放心的基调，坚持认为美国要保持自己与其它国家间的实力差距，让所有国家连向美国挑战的念头都断掉。这是一种依靠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获取绝对安全的战略原则，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美国。不过，也只有美国拥有成功地将其付诸实施的人力、机构、自然和技术资源。这种战略原则不仅迎合了美国人那种久已形成的认为美国人生来不可战胜的看法，而且也迎合了美国人对优势武器习惯性的信赖，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人具有的那种认为自己例外和与众不同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上帝特殊的选民，理应可以获得豁免。美国人还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怕他们的必要，因为上帝把“真理”赐给了他们，而“真理”使得美国人拥有自由，乐善不倦。因此，在总统关于“自由战胜其所有夙敌”的言论中，惟我的善恶二元论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切莫搞错，这种新的战略原则实质上是属于帝国主义式的，深受当代拉迪亚德·吉卜林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译者注们的欢迎，而这帮人是《华尔街日报》和其它一些右翼出版物培育出来的。这些出版物错误地将自己列为“保守”性出版物，号召美国“肩负起白人的责任白人的责任：即所谓“白人应将其文明带给落后民族”的责任，语出吉卜林的诗作。——译者注”。《华尔街日报》先前的一位编辑马克斯·布特在《建立美利坚帝国之理由》一文中称，“9·11”袭击是“美国干预不够和雄心不足造成的结果；解决的办法是树立更加远大的目标，采取更加果敢的行动。”布特还说，“阿富汗和那些处于战乱的国家，如今迫切需要那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