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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上，无足称道。重弹“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之类乌托邦老调的《天朝田亩制度》，了无新意，至于那些“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的拜上帝理论，则更荒谬不值一提了。

太平天囯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削弱了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从而使一批南方汉族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得以脱颖而出，登上舞台，成为领导洋务新政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基础，创造了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在后来的义和团之乱中，如果不是他们的“东南互保”，中国很可能陷入全面的对外战争中，结局必然更加惨烈。如果没有他们的扶持，中国的绅商阶层，将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没有绅商这股政治力量，也就没有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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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大国的迷失（6）

同样地，如果没有太平天囯，就不会有湘军，也就不会出现战后由于遣散湘军，会党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尤其是渗入到新军中的情形。南方会党势力，在清末极度膨胀，与此不无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有了太平天囯，有了湘军的哥老会，所以才有后来以会党为主力的辛亥革命。

由于科举废除，大批知识分子仕途无望，转而加入军队。会党与知识分子，这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居然在新军中“会师”了。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下，会党得以向更高的境界开拓与伸展，其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之一。江湖终于与庙堂合流。呜呼，虽曰人事，岂非天意哉！　孙文的政治理想是驱除鞑虏，成立“合众政府”。但他所依靠的力量，却是“忠心一点扶明主，个个封侯列国公”的洪门天地会、三合会一类江湖组织。自从南方出了一个洪秀全以后，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黄兴、宋教仁接踵而起，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南北对抗，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中国人头一次听说天地间有一样东西叫“民主”。

号称“政治革命运动”的YOUNG　CHINA　PARTY在中国崛起，乃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当时有人把它译作“少年中国党”，有人把它译作“兴中会”。两个名字的异同，无人考究。但从字面上看，前者有政党色彩，后者则仍未脱秘密帮会的窠臼——也许，这更符合创始者孙文等人的初衷。

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兴中会，而非少年中国党。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几乎无人在意，历史学家也没有觉察二者的区别，但中国的悲剧，由此可见端倪。

1894年，孙文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在286名兴中会会员中，有271个广东人。　当时华侨对孙文的主张，反应冷淡，“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　——读医出身的孙文，还没学会“革命”二字，他只是说“作反”而已。华侨们一听“作反”，马上关门上闩，掩耳掉头而走。

在国内，孙文的“合众政府”理想，同样处处碰壁，几被视为毒蛇猛兽。他也只能凭借桃园义气、瓦岗威风的江湖势力。离开了会党，寸步难行。因此，兴中会成员几乎个个都是天地会红花亭的座上客，或者本身就已经是入了圈，滴过血的会党分子。孙文在香港设立专门招待会党的机关，并派人到长江流域联系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

清代广东珠三角、肇庆、韶州地区是天地会、添弟会、三合会、隆兴会、卧龙会的天下，惠州、潮州地区是合义会、天地会、牛头会、添弟会、三点会、双刀会的地盘，共计有21路英雄好汉。1899年，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孙文被推为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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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大国的迷失（7）

1900年7月，北方大乱，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联军进攻北京，首都旦夕不保。孙文认为时机至矣，策划在粤东举义，他在台湾说服日本总督支持。日本的向背，似乎成了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孙文后来承认：“本人之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居主导地位，则本人之事业即将无可作为。”

负责在粤东召集人马的是一位南洋的江湖大老，他一声令下，六百多名会党分子（以新安县的绿林好汉为主，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嘉应的三合会会员），便应声而来，在三洲田扯旗举事。当时南方遍地伏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