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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淦一针见血地说：“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东南也就是冯国璋。4月1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他早作退计。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北洋派已经出现了裂痕，他的老部下已经出现反叛的迹象。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北洋派反对帝制，而是他们反对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夺取了皇位。段祺瑞甚至公然照搬当年袁氏“优待清室”的那一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北洋派拟就的对袁氏“优待条件”送给袁世凯审阅。其中包括：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住居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适当之优礼；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岁费10万元。

大局全盘瓦解。袁世凯已彻底绝望了，他的健康也随之“全盘瓦解”，沉疴暴发，政躬违和，乃至一病不起。6月6日，袁世凯在打过强心针后，气息奄奄，强支病体，对徐世昌、段祺瑞等几位顾命大臣说了一句：“他害了我……”这个“他”是谁，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袁氏到死也没有醒悟到，历史把一个做华盛顿的机会给了他，可是他自己没有好好把握，只会做王莽、曹操，与人何尤？一世枭雄，最后在众叛亲离、舟中敌国的凄惨境况下，忧愤而死。昙花一现的北洋实业，是南方人所发动最大规模的经济北伐——洋务新政的遗产。即使在袁世凯时代，北洋实业仍然操纵在来自东南财阀手里。事大如天死亦休。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之后，一死了之。北洋历史，亦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提起北洋集团，人们会马上联想起一群耀武扬威的军阀。无疑，军事集团是北洋的轴心和灵魂，但非唯一成分。它的势力伸展到财政经济部门，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为官僚集团补液输血，它们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人们常说，在腐败政府和列强的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成长起来。然而，事实上当时中国虽然政局风雨飘摇，国家内外交困，政府也像一部生了锈的老机器，但在城市绅商的不懈努力下，大部分官营企业，依然逐步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向完全商办转化。政治上的原因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个过渡方向。反过来说，工业化的完成，最终将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北洋实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新政”（亦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洋务新政是由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湖南人），淮军首领、当过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安徽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湖南人），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人），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建人），两广总督林则徐（福建人），湖广总督张之洞（虽是河北人，但长期在南方任职，当过两广总督），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广东人），驻英公使郭嵩焘（湖南人）这样一批有东南部背景的官僚所推动的。

◇BOOK。◇欢◇迎访◇问◇

第51节：大国的迷失（51）

清康熙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集中在粤、闽、浙、江四个海关。后来乾隆封闭闽、浙、江三个海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粤人与海外各大商行来往密切，搞洋务时间最长，经验丰富，轻车熟路。朝廷要了解西方国家，也往往依靠南方官员的奏报和南方人所撰写的书籍，林则徐更被后世史家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外贸重心，由广东移到上海，当时在上海从事外贸的买办、通事，乃至跟班、仆役等人，几乎清一色是老广班底。李鸿章创办上海招商局，在里面主持大局的，也全是珠江三角洲的买办商人。

中国的近代工业，从军火生产起步。曾国藩组建湘军后，即在长沙、南昌等地设立制造鸟枪、抬枪、劈山炮及弹药的局所，后来又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专门研制洋枪、洋炮和轮船。可惜人才奇缺，原料不足，搞了半天，成绩乏善可陈，不得不和李鸿章的金陵机器局合并了。然而，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波浪潮，就从这里开始，由南向北，席卷而来了。

尽管那次新政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这一时期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建船政局、广东机器局等一系列机器制造局，为现代工业播下了种子。采矿、冶炼、铁路、轮船、电报、银行……一时比肩并起，盍兴乎来。

清末民初，与洋务新政一脉相承的北洋实业，实际上仍然掌握在一批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人物手里。

北洋历届政府执掌农商（工商、实业）总长的王正廷（浙江）、刘揆一（湖南）、张謇（江苏）、金邦平（安徽）、张国淦（湖北）、李盛铎（江西）、田文烈（湖北）、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