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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这就是文化差异。这部分翻译的关键误译，是在遇到“truth”这个词的时候。译者一概将其译为“真理”。在英汉词典里，“truth”这个词，总是注解为“真理”和“事实”两个部分。它们在中文里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是个宏大的词，甚至可以是一个推论。例如，经由一部分社会科学家推论得出、预计将来必定会实现的某个社会形态，在它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当然在中文里还不能称为是“真实”的现实——事实。但是人们推论它必定会到来，就是“真理”了。反过来，被确立为是“真理”之后，还可能因此普遍要求人们要相信它的必定要实现，相信它在指向未来的事实。这样的推动循环之后，所谓“真理”有可能被强化为一种可能脱离事实的、地位无可动摇的至高无上的神圣。

在美国文化里面，没有这样的区别，只有“truth”一个词。涉及这个词的，都与事实有关。假如有一部分人坚信一些事情过去已经发生，或推论一些事情将来必定要发生，但是又无法求证过去、预现未来的时候，美国人会说，那是这部分人相信（believe）它是“truth（真实的）”，那是一种信仰（faith）。在美国人的文化中，信仰的东西不一定“事实”，只是有人坚信它的“真实性”而已。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都是如此。信仰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别人都不信，他照样可以自己信自己的。那只是他自己的“真实”或者真理。他可以劝说别人相信，却无法强加与人。

在中国文化中，信仰有关真理，“掌握了真理”可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还必须让大家都深信不疑，不能不信。所以，才必须让“真理”进入学校、进入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以及渗入媒体对每一个成人的宣传。所以，虽然“truth”有两个中文解释，译者在涉及报纸这样一种似乎更接近“事实”的新闻报道载体时，仍然会弃“事实”而选择“真理”。因为在译者生存的文化环境中，“真理”和“事实”可以是脱节的，而“真理”比“事实”更重要、要强大得多。报纸就是以宣传、传播“真理”为己任的，是“真理”的出口。相反，在美国“宣传”往往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有着居心叵测地对被宣传者“洗脑”的嫌疑。而新闻业是为报道最近发生的“truth（事实）”而存在的，这是新闻业者的基本常识。

也是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此书译者的另一个误译，是把这里的interest都译作了兴趣，而不是原意的“利益”。这样，迈尔想表达的最后一条重要新闻原则就消失了。最后一条原则，指的是新闻业不能与特殊利益结盟，也就是说，它不能为某一个利益集团，如政党、财团服务，它只能客观、公正、真实地报道新闻，不论这条新闻对某一个利益集团有利或不利，甚至不论对自己有利或不利。“新闻就是新闻”的意思，等同于“事实就是事实”，压根儿没有“真理”什么事儿。凭着这样的原则，《华盛顿邮报》参与公布了美国国防部关于越战的秘密文件，并且成为揭露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重要力量。因为它必须“不与特殊利益结盟”，“公平、自由、健全”地报道事实。

现代新闻业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而现代新闻业的这些基本原则也随之“舶来”。因此，说今天中国的新闻概念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似乎又不对了，因为在50多年前，中国报人们虽然在政治干扰下不能充分实现这些原则，但是，这些原则还是中国报人们所熟悉、追求的目标。然而，几十年新闻制度及其原则的改变，使得原汁原味的新闻原则在中国人那里变得全然陌生，陌生到能把“报纸宣传真理”天经地义地接受下来，还说它没成为“文化”，也有点小看它了。

有些误译，确实是不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就很难知道的。例如，书中几次提到“梯姆斯特公司”和它的“总裁”，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指美、加的“国际运输工人工会”和它的“主席”。这样的问题现在对译者倒是可以有一个窍门，就是你可以上网打入“Teamsters”这个英语单词，马上就会跳出这个工会的网页。假如它真是一个公司，也会跳出公司的网页来。这样就可以减少误译。

但是书中还是有不少因文化误解形成的翻译误会。例如，在提到报道水门事件过程中的《华盛顿邮报》，曾接到法院要求报纸交出调查原始材料的传票后，原文是：“Intheend；the　subpoeanaswe　requashed；but　not　before　we　h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