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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大党的松散的组织结构，公开的活动，好似市场竞争一样面向大众的风格，使得大部分民众可以在两大党的政纲中得到价值认同。小党和激进左右派是始终有的，但是两大党在当中，民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这是一种稳定的、即使变化也取缓进势态的结构。
在社会层面上，美国底层的大量移民来自于世界各地，移民的文化特征多元化，造成了工人组织多流派。任何政党都很难抹平移民的差别而将他们都统一到一面大旗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经常采取的激进姿态，反而将新移民驱离于激进左翼之外。
在现代思想史上，美国并不是蛮荒之地。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确立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它不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强国，也是思想和观念的强国。各种思潮，左的右的，都在这儿发育，寻找认同和追随者。这儿不仅自然空间大，也是制度空间最宽敞的地方。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信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美国有特殊的地位。“二战”后在欧洲一些国家被法律禁止的纳粹活动，在美国却始终是合法的。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三K党，主张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机器的各派共产主义思潮，主张暴力反抗的黑人组织黑豹党，在美国都是合法的。也恰恰是这种较大的制度空间让民众有选择的自由，激进派无论左右就难以崛起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最为明显。在只有一个宗教的社会，宗教极端分子容易成为社会的危险，而在有动辄数以百计宗教派别的地方，什么宗教激进派别都难以坐大到危害社会的地步。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无论什么宗教信仰，不管是激进的、极端的、好战的，还是宽容的、中庸的、和平的，在美国都有追随者和组织，但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崛起到动摇社会稳定的地步。
前几年，听欧洲来的朋友说，欧洲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美国政界和民间的保守颇有微辞。法国人视美国为观念落后，在200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是如此，可谓源远流长。比较而言，这里面可以说有一种思想方式的不同。对于热忱地追求实质正义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时代进步了，在观念上落后就是落后，进步和落后是可以分别得出来的。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观念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进步和落后之分。所有的观念，或许都有其价值，一旦要作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则有合适不合适的“度”的问题。
相比之下，勒庞在法国第一轮选举中得票16。9％的时候，激进左派得票也高达10％。两个端点同时浮出，这几乎是一种规律。当40万民众五一大游行声势浩大的时候，他们期望着极端右翼将被唾弃，事实却很可能走向反面。极端右翼不会因此而缩小，左倾政策走向极端反而会引起右翼反弹。这种现象，历史性的1968年已经演示过一遍了。
四、必要的邪恶
西方民主国家极端右翼不约而同地以反移民为政策诉求，纷纷在民主选举中“崛起”，反应了全球化将要面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将在地区之间发生，而且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展开。这种冲突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民族主义高涨，追溯到60年代西方的观念革命，更直接地追溯到最近几十年西方社会政策的普遍左倾。极端右翼“崛起”，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寻求利益平衡的反应。
民主制度的本意不是回避民众中的价值和利益冲突，而是诉诸于以制度程序来寻求利益的平衡、价值的妥协。极端分子、激进分子和好战分子的活跃，潜在着一种对现有秩序的威胁。民主制度处理极端分子崛起的方式不是运用国家权力和社会公共资源来压制其诉求，而是依赖程序的运作，让不同利益和价值诉求反应到政策平衡上。
作为新移民，我们不赞同帕特•；布坎南的极端右翼政治观点。可是我们也觉得，正是在体制长远健康的意义上，美国社会应该感谢极左派如乔姆斯基，也应该为极端右派布坎南的浮出水面而欣慰。布坎南是为美国预防未来重病而打的防疫针，是民主制度下的必要邪恶。极端右翼和激进左翼一样，都是社会政策的一种观察标杆，它为政治家标出了危险区域的边界：任何看上去良好的动机，任何听上去美好的理念，都有现实的局限；不要为单一理念所惑而向一侧滑得太远。否则，必然会引起反弹，今日微不足道的1％，明天突然就会崛起成为18％，吓你一身冷汗。
的确也是，不管激进左派或极端右派的言论在你听来是多么刺耳，保证他们能够浮出水面，让他们参与为这个社会的变革提供思想资源，是社会制度健康的标志。而这比任何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