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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早点来排队。比如2000年总统大选危机的这次听证，50个幸运儿提前2天冒着深秋的寒风细雨在此排队。美国排队的事情很少，可这时候粥少僧多，也得排，还得防止插队的。这时候也不顾政治观点的分歧了，先得维护排队秩序。他们发明了一套编组登记，定时点名，三次缺席则除名的制度。我发现，这套办法和我们当年在上海通宵排队买火车票发明的办法几乎一模一样。可见老百姓到了要自己管理自己的地步，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政府三大分支之一——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在这栋大楼里，有9个深居简出的大法官，他们是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通过认可的，一经任命即终身任职。这种终身制在美国政府的所有官员里是独一无二的。最高法院最令人注目的是，它拥有“司法复审权”，即通过对上诉案的裁决，对宪法作出解释的释宪权。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重大社会变革，比如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范围的认定和限制，取消种族隔离制度，被告权利的保障，妇女自愿堕胎的权利，等等，几乎都是通过最高法院的裁决才得以在制度上肯定下来。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分歧和争端，尤其是民众和政府的分歧和争端，通常都会层层上诉到最高法院，由这9位大法官投票作出裁决。在历史上，最高法院的裁决化解了不知多少次的危机。美国社会的进步和稳定，最高法院功不可没。可以说，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的镇国之柱。

可是说到这个镇国之柱的来历，却还要从200多年前建国初期讲起。

在1787年制定宪法的时候，美国的立国者们意识到必须让司法分支有足够的独立性。在建国初期对理清思路起了重要舆论和解释作用的，是当时报纸上的一系列文章，这就是闻名于后世的《联邦党人文献》。写作这些文章的，是3个人。一是和华盛顿总统一起戎马生涯，后来担任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二是《宪法》的起草者，后世称为“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狄逊。还有一个人，叫约翰·杰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引用孟德斯鸠的话：“如司法和立法、行政不分离，则无自由之可言。”可是，除了法官们的终身制，以使其免受其他权势的干涉，怎样保证司法分支的独立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1793年，正是华盛顿第一任总统任内，他遇到了一系列法律问题。根据英国的旧传统，“法庭是国王的法庭，法官是国王的法官”，国王可以召集大法官，要求他们提供咨询意见。所以，华盛顿总统指令国务卿，写信给最高法院大法官，要求他们就总统遇到的29个问题提供意见。这时候的最高法院有6名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就是那位约翰·杰依。

几天以后，1793年8月8日，华盛顿总统收到了约翰·杰依为首的5名大法官的回信。回信中，大法官们毕恭毕敬地告诉合众国总统，宪法规定三权分立，司法系统则是这个共和国制度中，在其他机制都失效的情况下，依然有效的“最后之倚仗”。为了保证这一点，他们这些大法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如果他们经不起诱惑而对与法庭职务无关的国家大事发表意见，那是不适当的，因此他们不得不拒绝发表意见。他们还提醒华盛顿，总统只是行政分支的首脑，宪法规定他只有权召集行政分支的官员，法官们是不归他管的。这等于是向合众国的总统重复了西方司法系统几百年来的主张：国王也不能置自己于法律之上。

最后，按照那个时候绅士们的惯例，他们称自己是总统阁下最恭顺和最谦卑的仆人，然后一个个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第三部分　读书（一）美国的镇国之柱——联邦最高法院（2）

1793年初秋的这封短信，在美国制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法官们的拒绝，看上去是放弃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其实是用“最恭顺和最谦卑”的姿态，向政府其他权力部门明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他们接受总统之邀对国事作出咨询，那就等于和政府其他权力系统建立了某种合作关系，而由于法庭一没有钱包，二没有枪杆，是最弱的一个部门，一旦和其他部门建立关系，就难免落入一种依附性的地位。当进入法庭程序对案件作出裁决的时候，由于此前发表过咨询意见，就失去了原有的高踞于双方之上的独立立场和地位。更危险的是，如果他们发表意见参与国事，万一他们的意见和立法与行政系统的意见不同，在以后对涉及这一分歧的案件作出司法裁决以前，他们已经失去了司法裁决的权威。

就从大法官们发出这封短信的那一天，开始了美国法庭“司法自制”的传统：美国的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