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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和”文化侧重于“治人”和“治国”，“和”更多地表现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民之间关系的一种智慧。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整套教化、治国体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和墨家也都十分注重“和”文化思想的研究和应用。

道家不仅强调“和”的人际关系作用，而且还从生成本体上探寻“和”的作用。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从整个宇宙来分析事物的生成，三生万物，万物是阴阳“和成”的。

道家的另一代表庄子也指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道家学派用“和”的思想开创了万物的本体论，确立了原始朴素的唯物史观。

墨家学派代表墨子认为“和”是治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原理和原则，是其不分裂的聚合剂。

墨子认为国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不相爱”，而“兼相爱”天下就能“和谐而治”。

先秦诸子百家的“和”文化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强调“和”的协调整合功能，调解矛盾的各个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其独断专制的做法是与“和”、“和合”精神不相符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和”文化思想只能以一种“潜流”的形式续存下来。

第一部分　第15节：共和（2）

到了汉朝，统治者吸取秦王朝“任刑而不尚德”而被推翻的历史教训，提出“刑治”和“德治”并以德治为主的统治原则，如体现在民族关系上的“和亲”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兴起的自然（天道自然）与名教（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论争中，玄学家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唐朝时期，盛唐的官府机构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

到了宋、明时期，“在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辨或日常生活的良知体验中达到和解”《“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漆思，《江海学刊》，2006年02期宋明理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北宋的张横渠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在《正蒙·太和篇》中专门讲“和”的思想。南宋的朱熹在注释《周易》中，也发挥了“和合”的思想，在朱熹的理学中，讲到人是怎么来的时，他提出人实际上是“气和理的和合”。

在清朝时期，人们对“和”文化思想崇尚运用到皇宫大殿上，故宫三大殿就贯以“太和”、“中和”、“保和”的名字。

到了近现代，中国历次革命都试图要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和”文化思想主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真正的“共和”。建国后中国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在21世纪初提出了“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的理念：对内寻求和谐，力求建立天地人伦和谐发展的空间；对外寻求和平，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顺着“和”的思维去认识和实践自然以及社会对象，形成了独特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并贯穿到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当中。

在儒家“和”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加之道家、墨家、理学等学派的补充以及后来各个时代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中国“和”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至少包含了这些内容：“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的宇宙自然观；“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谓之和”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和谐相处”的社会伦理观；“和平交往、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等。

“和”文化思想作为中国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思维特质与思维范式，对中国文化、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长久以来，‘和’思维及其‘和谐融通’理念整合凝聚了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维护了国家的民族和谐统一；生态上‘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