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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新龙门票贩》这两部作品，都以调侃的语气将春运困难、黄牛党猖獗等现象解析得淋漓尽致。不少“恶搞”作品则将表现的内容对准大家都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关怀起民生疾苦来，颇具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第二部分　第86节：寻乐（12）

对于那些“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恶搞”作品，很多网友都纷纷感叹：“以前电视上、报纸上都是用非常严肃的面孔来报道这类问题，说得多了大家反倒不以为然，这样看似‘恶搞’的方式给人的印象深刻，比起刻板的说教更有教育意义，更能让人接受。”

各种版本的“恶搞”作品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恶搞”已经从普通意义上的搞笑，转变成为担负起具备文化意义的批评武器，将传统的一本正经的文艺批评拉下殿堂，成为一种颠覆性的批评形式。有分析说：“恶搞文化”是在新时期下平民大众创造的一种批评原则、审美趣味和娱乐精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

追根溯源，“恶搞文化”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它也应该算是一种“舶来品”。“恶搞文化”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游戏界，起先是教游戏玩家如何把“烂游戏认真玩”，即有“认真面对烂东西”的意味。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游戏玩法传入中国台湾，成为台湾网络上一种重新解构流行文化的工具，这种新文化工具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到中国内地。

有人给“恶搞文化”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对严肃主题加以解构，从而建构出喜剧或讽刺效果的娱乐文化，常见形式就是将一些既成的话题、节目等改编后再次发布。

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来界定的话，世界上出现最早、发展最成熟的“恶搞文化”可能还数美国。从1991年开始，美国的科学幽默杂志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搞笑诺贝尔奖”，它模仿诺贝尔奖，颁奖给那些无法重做亦不应被重现的科学研究。如在2005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中，美国人米勒获得医学奖，他发明的公狗用硅胶蛋可以帮助被阉公狗重拾自信。在美国，类似的奖项还有金草莓奖，它模仿奥斯卡金像奖，为垃圾电影有出头的一天而设置奖项。

在国外，多数“恶搞”作品更喜欢拿政治人物“开涮”，在“恶搞”中加入政治讽刺，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或者宣泄不满情绪。

“恶搞”这一娱乐文化形式在中国发展壮大后，也成为人们宣泄情绪的一种渠道。而在“恶搞文化”中，也有不少非理性的宣泄，部分作品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荣辱标准，由此招来种种指责和非议。当“恶搞”越过了人类公认的道德、伦理界限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恶”，那也就会失去“恶搞”本来的原意。

由于人们的审美疲劳以及“恶搞”作品质量的下降，加之国家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进入2008年后，同“选秀”热潮一样，“恶搞”之风也渐次衰落。而在此后，一种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的网络“山寨文化”又开始蔓延、流行起来。

草根娱乐文化的兴起

“选秀”也罢，“恶搞”也罢，在21世纪前十年的这两大全民娱乐风潮中，深层次的诠释都为其贴上了“草根”的标签，“草根文化”、“草根娱乐”成了它们的代名词。在2005年前后，“草根”一词也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词。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roots”，始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正流行淘金狂潮，盛传在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引得人们纷纷寻找。后来“草根”一词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顾名思义，“草根娱乐文化”也就成了平民娱乐文化的代名词。

“草根娱乐文化”的亮相成为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社会的重要文化思潮。在电视选秀和网络恶搞热潮风起云涌之时，一些真正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草根文化”节目也在迅速走红。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用“平民史学风格”捧红了易中天、于丹等一个个“学术明星”。这些“学术明星”面向“草根阶层”受众，采取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三国演义》、《论语》、《红楼梦》、明史、清史等经典著作和历史人文进行“时尚”、“通俗”、“娱乐”式的解构、颠覆，在观众中间引起热烈反响。这些被冠以“学术超男超女”的“明星学者”们，在学院与民间、精英与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具有真正文化意义的“草根娱乐文化”推向了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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