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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湖南《三湘都市报》报道，湖南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从1996年开始，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一些人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800元遣送费后放人，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涟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钱的手段，已经从一万多名农民身上获取现金320万元

有人说：孙志刚到天堂去了，天堂里不需要暂住证。综观那些收容悲剧，除了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之恶外，其实就是一张小小的暂住证把这些人送进了灾狱之门。

暂住证，一个价值5元钱在当时，5元钱是办理暂住证的规定费用，而在有些地方，一个暂住证的收费却在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相关部门借机大搞“创收”。后来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办理暂住证不再收取费用。的小本本，除了每年交纳5元管理费之外，其他时间基本都处于闲置状态，但还必须每天随身携带，它是每一个身在外地的人的“护身符”。而暂住证同时又是人们心里的一个痛，许多“外地人”都在感受着暂住证带给他们的歧视、恐惧和无奈。暂住证制度在执行中出现的种种怪状，令多少人一提暂住证心里就直打哆嗦。

追本溯源，暂住证是“收容遣送制度”的产物。在中国，收容遣送源于1951年。当时这项制度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等人，政府通过组织其劳动改造，转化为从业人员予以安置；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3年自然灾害，大量灾民拥入城市，收容救济灾民成为其一项主要任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流动人口的剧增，开始出现大量“逃避计划生育、乞讨为生、逃婚、逃学、逃债”的无业游民，针对新的情况，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也就是从这个《办法》开始，收容的救济福利性就不再成为其惟一的目的，除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之外，还要担负起“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重任。

第二部分　第96节：法为（3）

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务工证”的“三无”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附加在收容遣送制度上的治安管理功能增强，暴力、殴打等情况大量发生。加之在1996年收容审查制度1996年以前，中国社会治安使用最多的是收容审查制度。收容审查针对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主要有流窜作案、结伙作案、多次作案三类。公安机关一时无法取证，又不敢放掉这些人，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则，公安机关可以进行收容审查，然后证明是否犯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后，放松了侦查、逮捕的条件，同时废止了收容审查制度。作为刑事侦察中的强制措施退出历史舞台后，产生了管理上的真空，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开始利用收容遣送制度来解决管理真空。渐渐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收容遣送制度从一种福利救济制度变异为一种管理制度，甚至得到了法规的默许，以至于为这种制度的滥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维护治安，保护公共利益，实现国家权益，不得不承认收容遣送制度在制定的当初有其合理性。可是当它演变成治安管理制度时，情况就有所失控。“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强制目的和权力的被滥用，让收容遣送逐渐沦为罪恶滋生的温床。同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收容遣送制度也陷入了困境。在收容遣送制度的规定中，有不少是用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的。而《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同时在2000年7月实行的《立法法》也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显然，行政法规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都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没有国家大法依据的收容遣送制度，也显得不“合法”了。

一项制度的形成是漫长的，而一项制度的变革总是和一些极端的事件联系在一起。2003年5月14日，“孙志刚案”发生后的40多天，3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而直接引发他们递交这份公民建议书的动因，就是孙志刚命丧广州收容救治站事件。随后，5位法学专家也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