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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反复做解释，最后做通了。苏联派出大量的专家，配合我们的设计院进行设计。

第46节：第十二章　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3）

欧罗比耶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最高级助理，从1957年到1959年一直在中国。欧罗比耶夫说，苏联最高领导人决定向中国传授原子弹技术后，北京很快就建立起原子弹研发中心，相当多的苏联专家都到过那个中心，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人进行指导，包括核裂变、同位素分离、核反应、核物理、核化学、地质勘探、铀的分离等。扎吉江是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总工程师，从1956年至1960年，他曾在中国担任顾问，负责指导中国的核反应堆、同位素分离以及中国科研人员的培训。

专家人才越来越集中，铀矿资源看来也前景不错，老大哥又如此愿意帮忙，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兴高采烈，满怀希望。

1958年，两百多位苏联原子能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的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原子能工业的施工设计，并且还专门在北京组建了列宁格勒第三工业设计院。

卢荣光当时在二机部设计院担任副院长，他说，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今天想起来还是非常对的做法，就是和苏联人联合设计。苏联派来一个设计院，我们中国也相应地组织设计院跟他对口，联合一处，两个设计院共同来进行设计。联合设计就是说你设计我跟着你设计，等于师傅带徒弟一样来学习，慢慢我就可以掌握了，我也知道为什么了。最初，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问得多，以后就问为什么、还有怎么发展的问题。我们和建工部合作，也建立了设计院，中央也调了不少技术人员参加到设计中来，这家中国第三建筑设计院，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苏联来了两百多人，从院长到打字员都来了。我们跟他一对一，他有一个院长，我们也有一个院长。那时候我们设计院没有地方，冯麟是负责人，说先在西苑大旅社设计。苏联人一看西苑大旅社一栋一栋的楼，独立的，说还好。我们的保密人员跟着他一块儿看保密室应该放在哪儿，挑了几个房间，让我们一定要把保密室加固，买保险箱。苏联的保卫人员有很多严格的规定，通行证上打有不同的图案，有的打上飞机，有的打一个三角，有的打一个什么东西。带有飞机的可以进哪一层楼或哪几个房间，带有三角的可以进哪几个房间，就是上班时间也不能互相来往，非常严格。

中国第二设计院由二机部与建筑工程部合作成立，从院长到设计师都与苏方一一对应。兰州铀浓缩厂的苏方总设计师鲁钦与中方总设计师王仲富坐一张桌子，面对面办公。两国专家白天在一起讨论问题，下午四点钟左右，苏联专家下班回去，中国人则要一直干到深夜，通过自己进一步的理解和消化，把白天专家讲的东西反映在图纸上。王仲富那时生病了，突然大量吐血，他不愿去住院，只是向医生要了药方，在工地吃药打针。

在设计思想以及设计的各个方面，中方和苏联专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刘杰说，过去设计中的一切标准都是苏联的，不但主工艺，其他附属的工艺，以及一些临时的设施甚至于像福利区、生活区，也是按他的样式来设计。这一次，我们坚持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主工艺是苏联的标准那是毫无疑问的了，但副主工艺、生活区等方面凡是中国能够进行的，就按中国的标准来设计。另外我们正处在大跃进的时期，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劲头非常足，中心的问题是要争取时间。具体做法上，一天不是8小时，而是10小时12小时，甚至晚上都要加班。可专家他是按照苏联的程序一步一步做的，所以习惯不同，思想上不同，应该说在工作的方法上也不同，因此而引起某些争执也就在所难免。发生这种情况时咱们就用总路线的精神向他们进行宣传，说我们现在应该采取适合中国的办法来争取时间，他们确实也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日日夜夜地加班加点，对他们也是一个激发，两股劲开始拧成一股劲了。结果，扩散工厂施工设计任务提前半年完成，被认为是奇迹，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大概用了48天，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为此，宋任穷部长向苏联专家献锦旗，表彰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苏联人也感觉到是自己的荣誉，他们也认为是奇迹，说中国的办法好，真正把政治工作和业务结合起来了。有的苏联专家讲，他们在建设初期也是这样干的。假设当时不采取这个办法，恐怕有好多东西就会延迟，以至于后来整个受到那个年代动乱的影响。话又说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