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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2）

王淦昌193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梅特纳共过事。1956年，他进入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0年底返回前，他担任这个所的副所长，并在此期间和另两名同事发现了反西格玛超子，蜚声中外。虽然他的个人志向是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学，但国家却需要他转变研究方向，并且要求王淦昌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从1961年4月3日起，王淦昌更名为王京。别人向他老伴打听王淦昌哪里去了，他老伴回答说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

王德基说，我父亲去了哪里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也再没见过他，他的名字也改了，叫王京。那时候我和父亲通信，他就是用的这个名字，所以我妈妈说，你爸爸调到信筒里了。

从杜布纳回国的还有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何祚庥说，1960年9月，钱三强去了莫斯科，作为中方学术的总代表参加杜布纳学术委员会。在钱三强来以前，我们已经多次谈到了中苏关系问题。苏方撤退了专家，看来中国缺人，我们在这搞点粒子物理又怎样呢，只不过是可以写点论文，但这点东西的用处离国家的建设还是比较远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我们就起草了一个报告，意思是要求回国一起干。报告写好搁了一两天，钱三强来开会，就找钱三强说了我们的意思。那时候怕失密，报告本身没留底稿，看完就毁掉了。正好晚上刘杰打长途电话给钱三强商量有关的事情，钱三强就在电话里汇报了这件事，刘杰说很好，就这样大体定下来了。我和吕敏回去不成问题，因为本来就是核工业部管的。但周光召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讲师，他能不能从北大调过去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按当时的政治条件，周光召的社会关系非常之复杂，他家里有人在台湾，以前他出国来杜布纳就没通过审查，当时还是钱三强跟彭桓武两个人极力为他争取通过的，因为他只不过是作点粒子物理的研究嘛。现在要调去核武器研制部门，钱三强问我，周光召这个事怎么样？我说这个事情照我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说不上话，我们太年轻了。问周光召的业务能力怎么样？我说极强极好，他点了点头回去了。当时我们就那么点儿人，一开始觉得有这些人就可以开始搞原子弹了。等到真正搞起来才发现，这个摊子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最初的想象。

1963年1月初，曹本熹从石油部来二机部报到后，在核工业领域内领导了铀、钚、锂、氘、氚的化学研究和生产试制任务，并且研制成功了用氟将二氧化铀氟化为四氟化铀、将四氟化铀氟化为六氟化铀、将六氟化铀还原为四氟化铀的三个流态化。白文治说，曹本熹的女儿曹瑛在清华大学二年级读书，儿子曹珏在一○一中学初三读书，全家生活安宁稳定。不料到了1963年初冬，他夫人魏娱之告诉我，女儿曹瑛突然病了，住进北医三院，诊断是白血病。我大吃一惊，几乎难以置信，我立即请局里的卫生防护处李毅民处长和李学群大夫同我一起赶到北医三院，首先我们到病房去看曹瑛，看她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就下来到医务处，了解一下诊断的情况。他们介绍诊断结果是白血病，我问会不会不是白血病，有没有误诊的可能啊？他们说没有误诊的可能，确实是白血病。我在失望之中，几乎失去控制，只好委托北医三院多予照料。当时曹本熹在北京的技术攻关已全部通过验收，他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执行生产任务去了。晚上魏娱之也来了，我打电话通知曹本熹回来，叫他交代交代工作，把工作安排好，先回来，需要他回来汇报。我没有说他女儿病了。他回来之后，只呆了一个月，又走了，因为那边工作实在离不开他。白血病的医疗费用很大，女儿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后来又重新回到家里。当时的办法就是输血，输了好几次血，而输血是要花钱的。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是自费，曹瑛当然也不能例外。我见到曹本熹跟他讲，准备给他补助。我曾几次同曹本熹说，女儿的医疗费用，公家可以补助。曹本熹答复说，我还有一点积蓄，现在不需要，等到需要时再开口。后来我才得知，他为了给女儿治病，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却仍无法挽救爱女的生命。协和医院医生提出希望能在他女儿去世后，进行尸体解剖，以便对白血病进行研究。曹本熹和夫人魏娱之商量后，流着泪同意了。1965年女儿曹瑛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曹本熹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