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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简化了。富永说：“我们只撤离那些还能走路的人，并且这种撤离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进行的。至于剩下的那些伤员，因为我们无法将其撤离，就只好让他们自杀去了。”

然而，日本军方对士兵强奸中国女性一事却表示了一定的关切。他们关切的当然不是中国女性的苦难，只是因为他们担心强奸可能导致疾病在军队里传播。一份军队医学报告警告说：“平均说来，一名患了性病的士兵要在医院里住86天；而这会大大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后来，为了控制性病的发病率，限制疾病的传播，军方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的体制。他们将自己暴行下的牺牲品委婉地称为“慰安妇”。他们将“慰安妇”“征募”到军队里的“休息站”。那些“休息站”由卫生官员监管，这样一来，士兵们就能以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发泄他们的“自然欲望”了。

然而，这种“征募”“慰安妇”的举动就意味着去绑架朝鲜和中国的女性。12～15岁的处女因为很少患病，成为最受青睐的目标。日军从街上、操场上把这些女孩拽走，用火车、卡车或轮船运到军中的“休息站”，女孩们在那里被强逼为士兵们提供性服务。这些新来的小女孩完全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她们被领到一间屋子里，一个个士兵将他们轮流强奸，那些没有轮到的女孩吓得缩在一边，惊声尖叫。通常都是由军衔高的军官先来强奸，等军官们都满意了之后，那些筋疲力尽的女孩们就又被关到“休息站”里。

无论军队驻扎在哪里，士兵们总要靠强奸性奴隶来发泄自己的兽欲。军方估计“每70万日本士兵就需要2万名‘慰安妇’，或者说，一个女孩要为35名士兵提供服务”。“每个女孩每天要为40至70名士兵提供‘服务’。每个‘慰安妇’每月有一天假，医生在这一天为她们检查身体，看她们是否患病”。军方文献中把高中年龄的女孩称为“军需品”。大约有20万年轻少女被拖到这个噩梦般的古拉格集中营，而她们当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幸存下来。

军方要求士兵使用避孕套，以防止感染性病。一年之内，日本军方“共向海外驻军派发了3210万枚避孕套。”弗兰克·吉布尼是一名美国情报官员，他后来对日本战俘进行过调查，他回忆起当时找到了一包日本军方发给士兵的避孕套。吉布尼回忆说：“每个避孕套的外包装上都画着一个佩戴刺刀的日本兵，下面只写着一个字：冲！”

在“掳掠中国”那几年间，只要人类能想象得出的肮脏行为，日本士兵在中国都做出来了。

许多年之后，�NB23F�本杉木告诉我：

我们的食物吃完了。只剩下一些发蔫发芽的土豆。于是，我们只好把鞋子泡到水里，吃鞋上的皮革。我们能找到水，但是食物稀缺。

我们来到一个空荡荡的小村庄，村民们由于害怕都逃走了。那里只留下了一个妇女。她会说日语。她告诉我说，父母让她逃跑，但是她觉得“日本人没有那么坏”，所以就留了下来。

当时那里是敌人的地盘，而且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去“休息站”了，所以当我看见那名妇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强奸她，我毫不犹豫。

她奋力抵抗，但她的抵抗丝毫没有影响到我。我根本就不理她，也不正视她的脸。我先强奸了她，然后把她杀了。

我是把她捅死的。你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人死的时候会有许多鲜血流出来，其实那不是真实的。我用刀砍死过人，身上根本溅不上什么血，真实的情景并不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电影里总是看得到鲜血飞溅，可如果你只是朝脖子砍去，是并不会流太多血的。我不知道我到底杀死了多少人，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电影中的那种情景。我捅死那个女人的时候，她也没有流太多血，只是心脏那里流出了一点点儿。

我杀死她后很想把她吃掉。因为我想犒劳一下手下的士兵。

结果，一切进展得非常的顺利，我并没费太大的力气就成了。我用的是一把锋利的中国厨刀，整个过程只花了10分钟的时间。我没有把骨头一起切下来，而只是把肉剔了下来——主要的是大腿，臀部和肩膀。当我把她的肉切下来时，她也没有流太多的血。

我把那些肉带回去，让手下的一名士兵去做熟。如果你把她的肉切成的一片一片的话，别人就认不出那是一堆什么肉。所以，那名士兵也没有问我那些肉从哪里来。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得到了一次额外肉类供应。

那天我们吃的是烤肉，我们吃的都是那个女人身上的肉。每名士兵都分到了几片儿。我的连队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