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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学机枪手的书，”他说。“我甚至现在都还能感觉到那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最后，考试的那天到了。“他们在天上开了一枪然后就问，‘说，你看到了什么？’事实上，那是一发从飞机的防弹板后射出的子弹，防弹板就是用来防止子弹打到螺旋桨的东西。结果没有一个人通过那次考试，于是大家又回去接着努力学习。”

“所有的测试结束后，我的成绩排在前三名，”文斯·卡纳扎说。“他们说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看过一些电影之后就想去为祖国报仇。我当时就想当一名空中机枪手。”文斯、罗迪，还有其他机枪手们个子都不算高，坐在鱼雷轰炸机狭小的炮塔里刚刚好。“炮塔就是一个直径30英寸的球形舱，形状就像个网球似的，”罗迪说。“炮塔外有一个树脂玻璃罩，机枪就是从那里伸出的。炮塔内的座椅很小，你的后背必须紧贴在墙上。你的一只手放在能够扭转塔楼射击方向的操纵杆上，另一只手就放在机枪的扳机上。”正如机枪手罗伯特·奥弗鲍解释的那样，“整个炮塔都可以旋转，它是在一个圆形轨道上旋转的。有的时候你的膝盖就垫在下巴下面，但整个身体却是头朝下的，这时候炮塔就是以一个球形旋转的。”

飞行员往前看的时候，机枪手就面向后面，因此就成了飞行员的“后视镜”。机枪手L。E。布林森说道，“机枪手只能看到我们都去过哪里，但却看不到我们要去哪里。”

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机枪手格伦和格雷迪一直在接受训练。新兵训练营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又被送往航空军械学校，在那里他们学习的节奏快、强度大。“我们每星期都要新学一门课，”莱尔·康斯托克回忆道。“第一周我们与各种工具打交道，扳手、螺丝刀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开始接触小型枪，然后就是机关枪了。我们必须得知道枪上每部分零件的名称，并且要当场将它们拆卸下来。教官把我们眼睛蒙上，然后要求我们在一分钟内把一杆机枪拆卸后再组装起来。”

罗迪记起，“我们天天和那些枪打交道，直到最后对它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在我们眼中，那些枪和牙刷没什么两样了。”

从军械学校毕业后，格雷迪和格伦继续去射击学校学习。格雷迪去了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格伦去了俄克拉何马州的普赛尔。“在那里，我们开始打双向飞碟，”莱尔·康斯托克说，“我们就在地面上的炮塔里练习，学习怎么开枪，怎么瞄准，怎么提高精确度。”

格伦和格雷迪的下一站是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因为“飞机就在那儿”。康斯托克说道，“他们驾驶一架后面拖着靶子套的飞机，”他解释道。“每个机枪手都要把自己的弹药蘸上不同颜色的颜料，这便于我们查看是谁射中了靶子套。如果打出的200发子弹里能有10发打中，那你就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由于运动和速度的原因，你只有三秒钟的时间瞄准靶子套然后立即射击。”

若想在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飞行的飞机上射中目标，就需要大量的练习。罗迪·道尔在报名当机枪手之前曾经是地面射击场的教练，因此他可以省去在射击学校学习的这一步骤。然而，他在去飞行中队报到之前从未在飞机上开过枪。“我对上校说，我需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飞机，可他却说：‘你就上去吧，扣动扳机，朝目标开火，’”罗迪说道，“于是我就上了飞机，结果却打中了我自己那架飞机的机尾。于是我们不得不紧急降落，当时旁边还有救护车等在那里准备救护。真是太可怕了。”

“上校走上前来对我笑着说：‘你干得没错；你提醒了我，是我的错。’”

“一位军官竟能在一个新兵面前承认错误，那感觉真不错。”罗迪说道。

这些机枪手们训练的内容就是要把日本飞机从天上打下去，他们虽然都很年轻，但却像大人一样做着了不起的事情。格雷迪·约克和格伦·弗雷泽那时候只有18岁。和他们一起的机枪手乔·波恩回忆道，“格雷迪看上去就像个16岁的小男孩。”当时，同样年轻的不只是格雷迪和格伦两个。肯·梅雷迪思告诉我，“那时候我们都还只是孩子。”

格雷迪白天摆弄机枪，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个人呆着。他喜欢写信和画飞机。“格雷迪很少和我们一起玩，”肯·梅雷迪思回忆道，“他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而且很聪明。”文斯·卡纳扎记得“格雷迪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从不说脏话。‘蠢东西’就算是我听他说过的最难听的词儿了”。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道，“格雷迪不说脏话，而且他也不喜欢别人说脏话。我们常常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