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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代议制，并使其以后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科举制度要一个人在二三十年间跳过十几次高栏。从科举脱颖而出的人们在考试生涯中如此聚精会神于经典文学，以致使他们自成一类与众不同的人。读书人一般是文质彬彬，缺少男子气，说的话只在他们之间可以理解，是官僚政府原则道理中培养出来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

早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孔子就在探索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战国时代（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的纷争扰攘归于统一的帝国之后，汉朝把孔子的教导和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典籍十三经编纂在一起，奉为圭桌。2000年以后，它们仍像纪念碑一样巍然屹立，又加上后代许多哲学家的注疏评语。惟一可以比拟的是基督教的《圣经》　，但是后者的观察视野狭窄多了，代表的实践经验也少得多。要在西方找一种可以和中国经典相等同的东西，恐怕得把新旧约全书和所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合并在一起，而在这里，中国的世界却比较统一得多了。

一个男孩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要从7　岁开始学习，大约要以6　年时间记诵四书五经，合共43　。　1　万字，要熟记以8000到1　。　2　万个常用字，他每天平均要背诵记住200个汉字。考生还要勤于毛笔书法，写一手好字，参加每3　年举行一次的乡试。经过5　天考试，很多笨伯被淘汰了。考上的人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每试为期3　天。最后才可以参与4　天的廷试。考生的老师和保员都有严格规定和考核，任何人不得冒名顶替，进场时一应衣物都经仔细搜查，考卷上只有座次号码。每人行为都要详细纪录在案。一人一天只许去厕所一次，所以有便壶放在自己座位下面。同时监考的官员也都单独另住，直到结果公布才能出来；人闹时还要放炮，行礼如仪。金榜题名之后，筵会欢庆随之而来。考取为进士后就可以参加殿试了。

经过初级考试取得较低一级的秀才资格的人，在19　世纪30　年代共约100　万人，他们构成了所谓士大夫的底层，他们在穿着打扮上已不同于一般百姓，并享受一定特权。县官不得用大小竹板子打他们。

这种士大夫身份既为人们所向往，国家就发现这个资格是可以卖钱的。大约有1　/　3　的秀才实际上是用钱买到的资格。这个风气证明出类拔萃的人并不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倘如让科举制度作为升官晋爵的主要途径，那么，与其让社会上一些强有力者从外部破坏它，不如让他们从内部利用它为好。所以让少数商人和地主的儿子们花钱买到上层阶级的地位，正是权宜之计。让世人都知道这些官职是专为人们拿钱“捐”得的，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容纳在科举制度之内。道光需要钱，因此他将这种出卖低级官阶制度又推进一步。他指派了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员督察当地的考试。此外，这个古老的制度似乎还有些生命力，经受住了贬值和增额的削弱。那些真正的高官显宦还是通过正规考试取得优秀成绩的人。

科举分为三个层次―　一级在省会，再则在首都北京，最后在皇宫。每隔三年，皇帝派出考试大员到各省主持监考，对庞大的贡院里一排一排考棚里的考生加以核察。、无论对于考生还是对于监考人员，保密和防止舞弊的措施都是十分严密的，比美国的五角大楼还要严格。几百名监考的官员在长达一月之久的时间里都被限制在庞大贡院中他们的居室里。在那长长的考棚中，每个居室里只放着三块木板，一块做衣架，一块做写字桌，一块做座位。成千的考生在一人一格的小单间里放着被褥、食物、便壶、笔墨、砚台和公家发的考卷用纸，以备注天两夜之用。第一天对每人逐一检查，反复搜索，记上号码，安顿住处。第一批考题是翌日凌晨发下来，答卷是考生在第三天出来时交上的。这个程序还要另外重复两次。

所有考卷都由成百．七千誊抄的人用红笔抄誊出来，另外有人校对、核对，所以考试的官员在评定时不看原来的考卷。考生只有号码，没有姓名，人人互相监督，这个制度做得绝对严密，不许有任何假冒舞弊。一般来说，1　万人中约有100　人录取。几乎没有几匹“骆驼”能穿过针眼―　除非是很有钱有势的“骆驼”。

每个省应考的人数可达5000或7000，有时甚至多达1　万或1　。　2　万，但录取的定额，即考取的名额，可能只限于50　人或90人。政府确定名额就可以控制整个考试，也可防止几个富有和文化较高的省压倒全国其他的省。譬如江苏省以苏州和南京为中心，出的人才特别多，但是它的应考生不得超过定额。满族人多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