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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最初十几年间，中国商业就是采用汇兑、银行存款转帐、存款人之间周转、过期贷款以及各种信贷转让等新式办法通融运行的。银行业是那些“古老的中国风俗”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已有很快发展的事业之一。

但是，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似乎没有怎样改变个人的生产力，而个人生产力的增长才是发展过程的关键。从日常消费中抽取出资本，用之于改进生产力，本来是可以从基础建设着手的，例如电讯交通、公路乃至于铁路的建设，或者可以直接用于需要大批基础投资的重工业。这就是明治维新时日本所做到的，但清末政府，甚至各省的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虽然他们中有人试了试。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中国太墨守成规，其表现是人口、产品以及交换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构成每个人生产效率的增长，可是只有这种增长，才能转换成资金投入到机械化类型的经济中去。人口和商业的增长，无非是生产更多的人口和商业，有许多事实的确证明经济生活中的私营部分是在增长，信贷系统也有一定发展，可以集中起来作投资之用，但是同时，人口越多，劳力资源越多，机器的用处就越小了。廉价的劳动或许就是对抗急剧革新的一种消极因素。在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还得加上一个因素，即大量实行公卖（垄断）。贪污腐化、铺张浪费―　而不用于生产投资。

如果我们拿中国和19　世纪初期的欧洲比较，立刻会看出一个鲜明的对比。不错，两个地区在18　世纪中人口和商业都有很快的增长。但是18　世纪90　年代，法国革命风起云涌，接着又是整军经武，力图革新，而中华帝国在1795　至l804年间则主要陷于白莲教起义中，那一个纯粹传统的以农民为基础的起义，除了导致帝国的衰落外，别无任何新事物。同时代的欧洲又积累了产业革命的构成因素，机器大大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有人努力寻找中国是否有一种和欧洲的“原生型工业化”相比拟的进程。但是这种调查摸索得不到事实来证实中国有相同的进程。例如一个商人仅仅把茅草屋里生产的商品“摆出来卖”的办法，同现代中国早期的新发展比起来，差得太远，无论如何，那不能必然导致经济组织向更高一阶段发展。相反，中国始终停留在现代化以前靠体力推动技术的高度劳力集中的循环反复之中。经过一定时间过程，可以想见，商业化能够导致工业化，可是中国没有这样做。

不过，承认在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侵略中国以前中国商业和私营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这使我们用新的眼光去看西方使中国“开放”的说法。它把外国侵略者的身材缩小到他实际的尺寸，减轻了长期以来“西方冲击”说的重量，如实地看到晚期中华帝国不是一个停滞的、而是一个动荡的社会。首要的事实是：经济的增长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在于私营部分，政府的位置因此就比过去显得落后而且浮浅了。正如我们一贯所猜测的，中国的重心在内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

05　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

经济的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和政治后果。这显然见诸失业的知识分子多了，农民移民多了，官吏贪污多了，人民中间的社会裂隙多了。

促成清政府倒台的一个因素是在19　世纪初期，它没有配合人口和商业的增长适当扩充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例如政府没有增加省的科举考试及格入选名额。原来这种名额是为了维持某种地理的平衡而订的，免得让长江下游各省中举的人数比重过大―　多少有些像美国众院议员须在全国各地都得到安排那样。但是才能出众、能够中举人数虽然增加了，入选名额却死不增加，使许多想参加政府的才智之士不得其门而人。于是一个结果是设法以”幕宾”、“委员”或“候补”之类名义把这类人才纳人官府，但这样做增加了攀亲结故的竞争，而不能增进行政效率。政府的组织机构，在19　世纪末以前没有扩大。仕途上进的门路一被堵塞，不计其数要找事做的年轻读书人，只得在衙门口垂头丧气，徒唤奈何。因为职位已满，竞相钻营，自然造成各种贿赂贪污行径。个人之间亲近疏远，开始搅乱行政程序，并否定了儒家忠于原则的理想。个人党同伐异和恩怨的网络开始推翻了考试、租税和司法等秉公办事的制度，以致搜括成风。各省官吏通常向农民收粮敛税，就是为了完成收入定额，超额的余款归人个人私囊，官吏们心狠的就拼命榨取人民。他们横征暴敛，造成了民间的无限痛苦，终于引起造反。

商业发展并不意味农民生活有任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