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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英舰队迫近天津，于是道光改弦易辙，谴责并罢跳了林则徐，另派可信任的满族大员前往谈判议和以息英方之怒。新派去的钦差大臣琦善为阻止英方再度攻打广州，先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清廷认为琦善擅自丧权，又将其撤职，递解回京并没收他的私产）；　后又改派满族大臣者英，不仅与英国议和，并于1　栩阵年与美法订立条约。

香英主持和西方关系六年（l842一1848　）间，采取一种着重个人友谊的政策，变成了一个驯蛮子专家。归根到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和满族在中国的统治一样是历史的伟绩。香英不轻露笑容，而英国公使璞鼎查爵士则以长期驻印而著名，他们是能够彼此了解的。据说他“熟悉土邦宫廷的一切诡计狡骗，决不上当受骗”。即使如此，他对香英也不胜惊异。省英像对待一个蛮子老弟似的对待他。他和这位英国钦差通信中故意用汉语音译英文“intimate　〃　（亲密的），把它写成“因地密特朋友”。他于1843　年6　月以钦差大臣身份乘英国炮艇前往英国的新殖民地香港。他拥抱着璞鼎查，“表现出一个老朋友为我们再一次会见而激动得无以复加的热情”。杳英在香港盘桓了五天，四处看看各种设施，然后交换南京条约的批准换文，在宴会上猜拳，还唱了几句京戏。璞鼎查在印度过了3O　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誉英说他自己没有儿子，想认璞鼎查的儿子做他的干儿子。他还说服璞鼎查和他交换各自妻子的相片。他向道光解释说：“英夷重女而轻男。”

1844　年者英安抚西方侵略者的工作达到成功的顶点时，曾向皇帝报告他所使用的方法：“我们一定要以诚扼制他们，但更重要的是用巧妙的方法控制他们，？　？ 对于这一类连称呼和礼节都茫然无知的化外之民，以空泛的名义和没有实质结果的方式敷衍他们，在制服和安抚他们的重大事务中是无益的。”

道光谕示说：“惟有照此办理。”可是过了14　年，当18　哭年谈判天津条约香英再度出现时，英国翻译把在广州从他的档案中搜查出来的他的上述奏折当众念给他听，让这个老头大为丢脸。皇帝送给他一条绸带子，叫他自级而死。在不同的文化关系中打先锋，从来是危险行当。

回过头看，禁烟主要是中国、也是满族为了拯救人民的一种政策，但当事实证明英国不可战胜时，绥靖政策便成为满族拯救王朝自身所必须的了。从这时起，满族对中国的控制开始松弛下来，虽然他们还极力争取外国的支持，苟延残喘到1911　年。在此期间．英印和中国的鸦片贩子得其所哉，大发其财，两方面的行政官吏也都为财源畅通而谢天谢地。

你在中国做生意，又不会说中国话，不懂它的货币，怎么办呢？当然只有像所有进人中国生活边缘的外国人一样，去找当地帮忙的人。

最初在广州出现的买办是一些替东印度人购买船舶的小代理人。替东印度船队进行大批丝绸和茶叶买卖的是经过特许的所谓’‘行”商。但是到1834　年，随着外国私人商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就不得不和公会、商会、银号以及一般商务制度打交道了。外商雇用的中间人叫做买办，可是他们现在经办的是在华外商的各方面事务，实际上已变成他们不可缺少的中国伙伴。按照合同，他们当然是西方征服者的下属。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俱乐部。上海俱乐部（号称“全世界最长的酒吧”）的外国会员如果知道中国商会的豪华生活，他们会感到吃惊的。买办们凭他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和保护，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经营家。他们投资到通商口岸的各种新兴事业，有时候比他们的外国老板还要阔绰得多。

在新开的商埠（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外国商人面对着许多苦恼问题。条约试图把按商业法组织起来的自由企业嫁接到中国原有的经济上去，而后者是由沿袭寻常程序的在官方登记注册的商户组成的。

例如，在外国人眼中，通商口岸的商业出现在昏暗的中国不过是文明的使女，开始时似乎对中国国内经济无足轻重。当然，19　世纪的外国人无法知道中国商业化的程度。1864年以后，中国海关统计主要涉及对外贸易，只有从观察家观点看，才涉及到土产贸易和木划子贸易。负责管理早期条约体制的英国行政官员极力鼓吹当时盛行于英国的自由贸易。他们主张发给外国商人一种过境证，让他们除了付海关税外到内地去不必再交税。同样，一个外商在某一口岸没有卖出他的货物，可以退回税款，把这批货运到另一个口岸去卖，不再加付关税。这种为方便外商进人中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