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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统治的妇人。李鸿章对他的统治者的忠诚不得不表现在大量的献礼和不容置疑的诌媚上面，以至于在1888　一1894　年间他的北洋海军同日本海军扩充军备的竞争过程中，娜出资金为慈禧修建夏宫颐和园。稗斯麦有布雷克罗得尔那样的人在财政上扎扎实实地供应他，李鸿章只能把他用老办法即魁扣公款搜括来的私蓄投入使用。1896　年他在谈判缔结中俄密约以后，收下了以幻万卢布的私人赠款。有人说他聚敛了4000万元的私产。他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但他在清末领导实行现代化的努力，不过是在无可救药的环境中不断地修修补补和玩弄权术而已。

这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找出西方列强的实际秘密，又要使那些顽固不化的同僚相信效法西方是必要的。例如曾国藩曾赞成建设江南制造局。这座兵工厂建造了一条轮船，曾国藩甚至还冒险坐这条船航行了一番。但是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人民生活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李鸿章只能采取迂回曲折或间接的方式前进。例如曾国藩曾告诉他一句孔子格言（也可以说是废话）：　“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一句老生常谈，但今天经过毛泽东思想润饰过了。）’李鸿章对答时描述了他参观过的英法战舰说：想到中国武器的低劣，“我深觉可耻。每天我都警告和教训我的军官要谦虚谨慎，记住这种羞辱；要他们从西洋人那里学会一两件秘密武器”！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美国人公开讨论冷战问题的时候，总要首先向听众重申“共产主义，我们的敌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么，我们就会同情李鸿章面临的问题。他于1863　年呈递给北京朝廷一个奏折说：“中国一切文武制度，每一项都优于西方。只有武器方面，绝对赶不上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制作机器的方法是只使儒生懂得原则，叫艺人动手去做 这两者决不能互相商议 但外国人则不同。 我己了解到，西方有文化者制作武器时使用数学作为参考。”．李鸿章又指出日本在学习轮船领航和制造大炮方面取得了成功。如果中国在军事上能够自立于不败之地，他预言说，“日本人就会附属于我们”，但如果不然，“日本将效法西洋人并与西洋人一道获利”。

1864年李鸿章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科学技术的试题。从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中国适应现代世界的起点，但这一想法没有机会实施。有人建议，由总税务司赫德出资在北京设立的译学馆中招收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学习西方科学，在广州、上海官立小学中开设科学课，这些也都被一概置之不理。

当时，一位担任皇帝老师的蒙古族汉学家楼仁是北京缪绅的领袖，他曾这样说过：“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　，　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他又说，他们人侵北京，焚毁夏宫，杀我人民。“我们怎能一天忘记这个耻辱呢？'　’他又问道，“为什么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奉夷为师呢？？　？　，　议和（1860年）以来，基督教盛行，我无知国民半数（指太平军）受其愚弄 现在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变而从夷，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于夷不止？　？　，　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薪炭吗？〃

这种情绪，同每一个教授经典的老师以及每一个钻研经典的年轻人的既得利益是相吻合的。现代学科，直到1905　年最后废除科举以前，始终被排除在科举考试范围之外。

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就成为少数高官玩弄的一种游戏。他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因此也试着筹措资金，罗致人才，在一种虽不能说不友善，但毫无热情的环境下拟订规划。个人的利禄和权力的希望引导他们前进，而慈禧太后的朝廷跟日本的明治天皇不同，不给他们切实可靠的支持。相反，慈禧认为让那些意识形态的保守派扼制住革新派，才更能使她掌握平衡。尽管中国南方一向生机勃勃，勇于寻找新的机会，那些发展很快的通商口岸城市更是如此，但19　世纪末期探索多，根本改革很少。现代化只有少数地方高级官员去干，一半因为这适宜于中央与地方两者的平衡―　朝廷可免得出钱和负责任，一半因为只有那些和外国人接触的商埠官吏，才看得出机会，并能取得外国的帮助。

在这种零打碎敲的基础上，李鸿章在一些广东的事业家中物色到了同盟者。这些人因为长期和西洋人来往，因此找到了向上爬的途径。例如有一个住在澳门10　英里外的唐姓人家，原来是在当地制造和贩卖虾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