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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的见解”。康有为“能融合各种思想于一炉”和他的“绝妙的自信心”，使他能根据中国当时的各种思潮开出立足于孔盂之道而又适应中国当前需要的处方。这样他就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化的突破口。

1895　年中国军事和技术的落后己变成有目共睹的事实，凡有知识的上层阶级人物无一能够否认。三年一次集中来北京应试的几千儒生更是人人皆知。李鸿章1895　年4　月17　日在下关（马关）签订和约把台湾和南满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立刻引起轰动。不错，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弃南满，但是，欧洲列强这种干涉的结果还是令中国的耻辱。

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合1200多参加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这是对国策几乎完全一致的主张，即使高级官员之间平时也不敢议论的。虽说是激于民族主义的意识，但“万言书”表现的正义的忿激和崇高的道义原则，反映了手无寸铁的儒生一旦有机会，可以给当权者的政策多么强烈的抨击！“万言书”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移到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

抱着热切希望的改革项目，多得不可胜数。五十多年来著作家、学者前仆后继，从鸦片战争时的魏源到李鸿章的几个秘书和顾问都有建议，加这一行列的还有外国传教士、太平天国人士、去过外国的外交家以及早年香港和上海的中国新闻记者。

改革自然是清朝末期的事，学者们提出的治闰方略涉及政府衙署和大清律例规定的各种事业―　各种税务，盐税，田赋和行政管理机构管理的其他事务。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国家以及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适合中国需要的办法。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国会，都认为这是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坚强纽带；他们同时也懂得了政府实行专利和奖励制度能够促进发明创造，修路有助于商业贸易，冶炼可以改善矿业，农业学校可以增加生产，翻译可以扩大教育―　项目之多，数之不尽。每一名学者都喋喋不休地向掌权者提出长长的单子，开列拯救中国的方案。

但是任何一种改革运动要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必须借助于外国，改变老一套方法，并在哲学上找到根据。这种根据还得从孔孟之道里去找，因为那仍然是中国统治阶级信仰的命根子。这就需要一个为天下服务的大政治家。只有一个内行人、一个后代的圣人，才能完成这个把孔子之道更新起来的思想工作。这就是康有为的伟大贡献。他善于从中国的古典传统中找出先例，来适用现在的需要。

康有为首先做的是开展“今文经学”运动。清代学者早己攻击了宋代理学派所根据的“古文经学”。这个题目错综复杂，和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和宿命论等一样。不是任何简单的结论说得清楚的。今天我们所应知道的是：“今文经学”是西汉定本的，而“古文经学”是东汉时期定本，后来宋朝哲学家综合成为理学。摈斥古文经学，支持今文经学（今文实际上是更古老的经学），可以使人们脱开理学的枷锁，重新解释传统。

1891　年康有为发表了他著的《　新学伪经考》　。他的结论是“宋代学者所尊崇、阐释的，绝大部分是伪造的，而不是孔子的书”。这一颗炸弹很有学术价值而且十分可信（虽然当时还不被普遍接受）。1897　年康有为发表了又一部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的著作《　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不仅编辑、而且亲自撰写了主要的经典著作，目的是从古代事实中找到制度改革的根据。康又引据今文经典论证三世说，即第一是据乱世，第二是升平世，第三是太平世即大同时代。世界正进人这一进程的第二时期。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化的理论。康的思想多半来自魏源和新闻记者王韬，但他独创一格。这样他就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　正风行于全世界的思想―　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

康有为和他最好的学生广东人梁启超（1873　一1929　）实际上都在19　世纪如年代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已经写了些书介绍墨守成规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遭受的厄运以及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适者生存而奋斗的成功故事。总之，激烈的改革派都是急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仍然希望清王室可以领导中国不致危亡。康在1895　年还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最高尚的 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与凌辱 中国危在旦夕 人心惶惶 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　一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