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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当时外国的模式，大都表现为几个政党组成一个国会。而中国也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政党。这些政党多半是围绕着一个有名人物凑合起来的派系，并没有什么政治纲领。至于内阁，它究竟应该对总统负责，还是对国会负责，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同时，阻挡着这些计划的，还有一些从古老帝国的孔孟之道承袭下来的绊脚石。第一，在社会结构方面，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扩大并分化了。虽然农民群众小规模的骚乱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但在政治上仍然有很大潜在力量。通过普选―　按人头算―　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办法，还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让愚蠢人当道的选择官吏的傻办法；代议制的观念还没有确立下来。因为才能、资历和资产而被录用的老规矩，人们还以为理应当继续不变。第二，政治权威―　治乱之道，人们还认为在于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个人对于当权者忠诚不二，仍然是内部和平的基本因素；制定法律是统治者的事情，甚至于行政与立法应该分立的思想都很少有人理解，接受它的人更不多。第三，价值观念―　有道德的人施行统治以利于百姓，像儒家教导的那样，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和为贵”，和谐应该受到奖誉，而不要在法律上讲得失，搞竞争落整个行政应该统一起来，拥护统治者。任何主张现代化的人如要改变这些多年承袭下来的想法，都要打一场攻坚战。

举例说，孙中山就相信内部和谐符合于民族利益。袁世凯在1912　年哄骗他来北京进行协商，以便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性的政党。孙中山说：“我们的国家大难当前，？　一不应再坚持不同的党派政策。”他又说：“中国的目标在于赶上并超过列强，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列强。”孙中山的助手黄兴说，他们应该使新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孙中山和黄兴都宣布对袁的信任，自己则退出政治，分别从事铁路和矿冶建设，这是和谐的、也是袁世凯统治的黄金时刻。当1912　年3　月袁世凯总统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织内阁时，唐发现在他的内阁究竟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总统、或是对国会负责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无法定夺。他还是组成了一个内阁，但这些阁员觉得应该听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的组织，没有靠山，甚至没有指使阁员的权力。到6　月，他只好辞职，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

同盟会的年轻领袖、湖南人宋教仁正在领导一个筹备多党议会的运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的革命组织者，深深地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自由理想。他已经像杰斐逊那样起草过一部临时宪法。1912　年8　月他发动革命同盟会和4　个小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党―　国民党。1912　一1913　年冬中国曾搞过一次全国选举，但仍然是在极有限的、间接选举的基础上进行的。l　吠珍年省议会选举规定，合乎资格的选举者比率是全体人口中每1000人有4　名，即远远不到l　％。1912　年这个数目增加到大约人口的5　％。当时选举这种事是非常新奇的，有选举资格的人受着严格的学历和财产的限制，它只能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活动，因此几乎不可能引起海外的注意。

这个中国第一次和惟一的一次为组成自由的代议制政府而进行的选举活动，原来是想选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两院议员的。宋教仁指挥了国民党争取士大夫们支持的竞选活动。和其他人一样，他主张全国统一，但是他强调各省的自治，这就要靠选出来的省长，而且要通过各地的地方自治来实现。总理将由国会中的多数党来选择。1913　年国民党取得了国会中的多数议席。宋教仁受到鼓舞，希望能用立法的宪法手段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希望把他作为一个傀儡。

用花样翻新的选举运动和分散权力的活动对袁世凯权力的威胁，使他觉得是近乎谋害似的不忠诚。他曾枪毙过好几个罪过比这小得多的将军。他正为他的中央政府寻找财源感到手足失措，现在更觉得四面楚歌了。于是决定用他的办法对付。他动辄用暗杀消灭对手的办法已经使革命者警觉起来。革命者暗杀官吏，已多次实行，并且被认为是忠诚于事业的表现，特别在他们被捉住的时候。现在搞暗杀的却是最高当权者，因训练用于中国城市的现代警察而闻名的人物。当他正在寻找解决政策争论的有用办法的时候，就像一个倦于为人整骨的外科医生一样，索兴锯腿截肢，又快当，又省事。袁世凯碰上了要当国会领袖的宋教仁。宋天不怕地不怕，一心要勇敢地试试在中国行不行得通国会民主。但是在国会开幕前，袁世凯于1913　年3　月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