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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由于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以前的佃农和无地的农民，私有制并没有取消，而是加强了。土地仍可以在私人间买卖，因而富裕农民反倒得势了。

第三阶段的合作化，是把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低级向高级推进。这是真正的集体化了，所有农民劳动都只赚工资，原来投入的财产、设备或土地一概不算收人。要注意土地合作化之前先经过了一番土地改革。在分配土地过程中集体的活动非常活跃，当地的积极分子陆续出现并被吸收为于部。结果在l954一1956　年合作化的进度比原计划快多了，到1955　年全国都实行起来。农村的街道房屋等外表形象没有什么改变，但各个人的身份地位则因他们参加会议和各种新的活动而有所改变。（注：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常就是一个村庄的全部或一部。在1958　一l978　年间，这些单位就叫做“生产队”。它们是农村三级机构，即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底层。1978　年以后生产队仍是基本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农村机构。党员大部分是从农民中吸收进来，从而和农民舆论一直很接近，而农业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生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权既已深人到农村家庭农庄，也就是后来叫的生产队，这个农村组织实在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组织都远为完备。毛择东的深刻的个人兴趣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精神―　先不去说他们根深蒂固的乐于接受当局要求的习性―　似乎是集体化这么快实现的原因所在。这些倾向都被充分利用了，当然，这也使过分热心的中共党员因成功而“冲昏头脑”。中共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土地集体化的面积越大，产量越高，农民收人就越多。不幸的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例证都对这种理论提出怀疑：土地面积小的较小的农庄，似乎倒能得到较高的单位产量。这种经济因素当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另一部分是：集体化可以创造出更大范围的平均主义社会，从而能够实现新的、更大的目标。

开始工业化

斯大林模式的工业是牺牲农业，把重点首先放在重工业上，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照办的，因为农业在中国经济中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早期的工业指标却完成了，因为对农村的控制增加了国库的收人，可以用来搞工业化。实际上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大跃进”的思想苗头已经出现了。国家对工业的垄断本来在中国就有一定的基础，过去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就掌握了全国工业投资的2/3，可是中共还是拉开了几年间距，才实行资本家和国家合营，中共领导是参照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来这样做的。运动一开始是只在名义上改为合营，实际上资本家那部分仍照旧经营不变。事实上中共全国的干部在农村问题上比在工业问题上有着丰富得多的经验。增加生产的指标是不现实的。不过爱国主义和竞赛精神乃至各个人的雄心壮志，驱使中共地方干部你追我赶，都把指标定得高高的，并且上报说超额完成了指标，而丝毫不顾及渐进的和健全的发展需要。这样，政府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就变成不切实的了。

1976　年以后中共农村又回到家庭（承包）农场制度和为自由市场而生产，同时还发展了小型企业。这不像20　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张的那些严峻措施，因此有时候有人问道：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出现毛泽东主义时代是不是会同样快地走向现代化？譬如现在可以找出例证，证明本世纪初期工业增长的速度一直在相对稳定中维持下来。也有人辩论说，中共干部和政府作为新的统治阶级加在中国头上，对于中国人的经验说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他们更深入到公众中去以及对日常生活更严格地加以控制罢了。经验表明：严酷的管制在经济发展上是妨碍生产的，所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

所有这一切修改历史的企图所面临的困难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局外人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举例说，谁也不能证明在农村消灭地主阶级可以通过逐渐进化而不经过暴力来实现。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如果没有党的控制，大规模增加人民群众识字的人数（据世界银行1978　年统计为66　％　）和建立政治组织能移迅速地实现。

我们还得回到那二句老生常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归要按照中国的特色进行。中共沿着一条同过去相连接的路线完成了重大的变革。总之它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像苏联，或更像日本、或美国，中国只不过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变革进程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