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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现代“皇帝”的经历。他取得了后者的权力，但他显然仍然保留着前者的自我形象。简单地说，在中国，权威总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按照群众路线，也是这样承认的，而且一旦中共取得政权，它的领袖就变成神圣不可侵犯，位于所有人之上。他不仅仅是受尊敬的人，而且被公认为是全组织中每一个人的上级。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多东西都是毛创造出来的，以至于可以认为它是他的创造物，所以他当然有改造它的特权。只有当我们认定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我们才会想象得出为什么中共领导会任凭毛怎样对党进行破坏和改造都跟着他干。

在人民心目中的这种独特地位使毛有可能认为，党内出现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是革命的一种失败，而且救治的办法必须是恢复平均主义，尽管他自己处于和别人极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暴君态度同欧美政治正相反，因为在欧美，最重要的掌权者通常是人们批评的重要对象。换句话说，毛在公认的权力结构中享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也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例行程序。这就好像是上帝耍政治把戏一样，所有的牌都擦在他的一边，要出什么，或不出什么，一切由他自己决定。

但是毛自己想过他做的是什么事么？也许它可以概括为要使“民主集中制”更多一些民主，更少一些集中。他看到新的官僚主义阶层承袭了古代君主专制政府的高高在＿卜的作风，而农民群众一如既往仍处于社会底层，受新的权势人物的盘剥。毛为了打击这个倾向，需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使党倾听农民的要求并做出反应。这种新的“眼睛朝下看”的管理方式可以借助于非中央集权化完成。地方的决定不能完全听凭北京的官僚主义者。政府的月标应该是地方农民群众的福利和教育。不能是简单的“富国强兵”那一套官样文章。追求这个目的，就会使革命失败。

这种想法全盘否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教导，即群众应该由审慎训练出来的、忠贞博雅的大臣、部长及其辅佐官吏、将校军官以及有特殊权力的党的组织者所治理。毛对于“修正主义”的定义，就是它放弃了革命的目标，接受了特殊地位以及特别聚敛了世俗财物，等等，这些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复辟。

毛在发起和操纵这些社会动乱时，常常对现存机构进行本能的攻击，尽管这些机构是他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他的逻辑集中在他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觉得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在继续进行。在中国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有苏联做榜样的。在苏联，社会主义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官僚主义政府、、他似乎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认为青年学生是可以动员起来，向现存机构的弊害发动攻击，并且使中国免受修正主义之害的。这是一种可供操纵的群众运动形式。他的经验告诉他，这种运动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实在讲，毛在发动和引导城市青年时，把在党内干部中整顿党风的一切原则都弃之如敝展。事实上他向和他一道从延安来的领导者都宣战了。他操纵局势，使得中央委员会的以及其他的指示决议全按照他需要的加以通过批准。毛使党的领导人遵守一切服从党的领导的纪律，从而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也包括在某些关键时刻他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显然常常对于毛在肃清党内同事过程中某些不公正和不切实际的企图，尽自己的力量加以缓和、弥补。忠诚于党的中央领导层，没有能够预见到是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们。

不错，当局势严重到不可控制、暴力横行时，毛几次设法收揽缅绳，但没成功。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他不曾预见的东西。虽然具体数字说法不～，但党的干部被清洗的，大约有的％。有人估算受迫害致死的约40　万人。在1977　年“四人帮”受审判时，法庭指控那些罪魁祸首罗织罪名迫害了70　多万人，其中迫害致死的约3　。　5　万人，更多的人身体和精神致残，还有许多人自杀身亡。

人民解放军的角色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能力，主要背景在于武装部队的支持，因此，让我们停下来看看人民解放军中军事专业和政治思想两部分间长期存在的竟争。回顾往事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红军最初奉行的是“政治挂帅”的原则，即”专业军人应服从政治委员”的原则。在苏联，随着总参谋部的发展壮大，职业军人一派的势力逐渐占了上风。

在中国，也曾出现过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蒋介石在广州创建的黄埔军校，在北伐中打了头阵。但是l927　年国共分裂后，蒋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系统，没有依靠群众协助打游击战或“人民战争”。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