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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时钟的摆动摆过了头，再摆回来，就不容易回到原先的位置。但是，“摆回”到先前的、也许是更好的时刻已经成了永恒的政策基调。按这个尺度衡量，邓的改革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看来，邓的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中国它们却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正常和适当的。不错，它们是偏向现代型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纪录常常是向前迈两步，向后退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跨人国际生活领域，一般是不可逆转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会有出人。

一个是中央控制问题。仅仅因为中国面积太大，中央控制是不是将要变得不可能了呢？苏联实行中央集中的指令性经济，有过不少困难，但是中国人口四倍于苏联。中国在过去帝制时代曾有很大的组织能量，那是很明显的，但是一般来说，多是表面的。20　世纪需要更有渗透力的政府，那么，中央控制和地方首创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了。在北京有五十个左右的部委，分别归五六个职能系统，各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一个自上而下直线的附属机构从首都到各省直到县乡，这样一个机构需要一大群地方干部担任生产队和地方企业的管理人员。旧的帝制时代的官僚机构是通过下层士绅管到村，现在是大大膨胀起来的人员来经管一个指令性的经济体，还要管群众动员和监督系统。单单这样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员就会形成官僚主义。在行政方面只好为了适应地方的需要而常要求中央打折扣。结果就会发生尾大不掉的现象，这无疑会阻碍中国的前进步伐。中央对地方企业丧失控制，是继对物质资源控制的非中央化而来的。在国家对地方企业所需要的原料和供应物资只能提供1　/　3　的情况下，企业自然就不那么听话了。

中央控制减少后的一个副作用，是地方上腐败程度增大了。“升官发财”的观念毕竟在中国土壤里是根深蒂固的，随时都可以发芽滋长。在毛泽东主义时期，地方干部驱使民众干这干那，是按照教条主义方式。但是在责任制时期，地方干部可以以官员身份进行投机倒把，利用地方关系，勾结其他集体企业的经理人员共同腐化，坑害政府。由于单位是自负盈亏，在财务上可以自己做主，那么腐化的方式就不仅是制做假账，偷税漏税，甚至可以利用单位的钱投资于其他非法贸易，订立共同作弊的假合同，搞黑市买卖，做房地产投资，用超额投资进行重复生产等，以前经理人员试图从人民手里拿去财物，现在他们却从国家经济中捞取好处了。邓的改革使外国事物重新出现在中国。中国不得不打开门户去参与世界经济事物，这使人回忆起19　世纪的一些事情，虽然帝国主义是被废除了。不久就要有十四个左右主要的口岸开放出来，允许外商投资，这种权利是外国人直到1896才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外国人在中国依然享有特权，首先是因为他们持有外国货币。上海和香港这样的繁华商场，现在又加上香港附近的深圳等特别经济区，都是为吸引外国投资或建立合营企业而开办的。

虽然排外主义不大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它可以和腐败问题一样助长毛式的排外反应。“勤俭”之说是孔子思想的要点。毛泽东提倡的艰苦朴素、高度原则性的平均主义，只是重复了孔子的观点。但是它可以给反对邓小平开放政策和反对物质主义的自给自足论者火上添油。当然，对付这种返祖式的反应，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机制。

法律和其他问题

有一种创议，就是争取建立现代法制。开展对外贸易和建立合资企业迫切需要有律师来处理合同和商业纠纷。这里有一个很值得从历史背景来议论一下的问题。中国行政一向都有法典―　管官场有行政法，管老百姓有刑法。晚清法律改革家以及30　年代的国民政府都试图创制比较完备的现代法典。与此同时，看起来好像用以取代君主专制的宪政论也在政府和各党派发表的很多文件中加以首肯。但是法律在普通群众生活中依然很少起作用。上衙门打官司通常是要避免的。地方纠纷由有关各方调处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也制定了宪法和几种法律，但是“法律至上”的话却难以找到，因为最高权力在党手里，而它的政策自然常有变动。在毛领导下，有一个时期法律和道德混合在一起了。符合道德的行为根据党的标准可由政府表扬，而不道德的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帝制时代孔孟之道加以处罚。结果是法律和政策完全吻合，毫无二致。违反党的政策，就是非法。

1981　年定下了一个新的政策，要建立一个与党分开的真正的司法休系。不仅外贸方面需要法律专业人才，而且国内经营管理也需要法律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