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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的反右运动使很多有现代思想、倾向于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过的中国的自由派、那些1949　年以前过来的人，成为受害者。他们是主张专家判断的自主权的，这符合中国的孔孟传统，即学者治国的正当原则。和他们一起受迫害的还有现代业务专门家，他们也是要求在他们领域内的自主权的。一旦这些人在1957　年都被剥夺工作以后，毛的中国革命就准备进人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候党和国家机关―　其中的人又多是知识分子―　也都被停止工作。

在毛去世了以后，鼓励知识分子变成了头等大事。邓小平改革中的教育方向是创造一批苏联模式的知识分子，就是适合于官僚机构要求的，既有专门学识，又听话的人。在l978　一1979　年的短短两年时期内，这个政权曾允许过北京”民主墙”上贴“大字报”，鼓吹个人自由和民主，但不久以后就取消了。

中国自由派精神继续在文艺和其他方面有所恢复，但是免不了要碰到旧日国民党的老问题：让自由的钟声敲下去吧，迟早它会敲响一党专政的丧钟；但如果严厉地禁止，又会驱使有才能的人处于敌对地位，而那些人才却是不可缺少的。对于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来处理，正像我们美国人永不停顿地试图为德行立法一样．难乎其难。一度在工农业的小型企业间允许实行责任制，可是不久，在1953　年初文艺工作单位就大肆搞起合同来了。不过这股风很快就刹住了，因为太多不可控制的言论都出来了，其中有些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这四项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

有一个影响更大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的现代化节奏快得几乎等于西方化了。例如中国男女青年虽然没有结婚，已在公共场所拉起手来，有时甚至于接吻，以前这是只限于在卧室里发生的动作，因为人们都知道它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不但如此，物质的东西超过彬彬有礼的言行而占优胜的地位。一个世纪以前的老顽固，必定在坟墓里气得晕头转向，毫无疑问，他一定留下很多后代子孙。

上面提到的邓小平提出的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几个方面，不过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的例证。我们在这里还不能估量语言在怎样改变，文学在采用什么形式，行为的规范在发生着什么变化以及不大具体的中国文化因素在如何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以适应“现代化”的物质积累。这里不能试图检阅、更谈不上总结中国在劝年代的发展。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充满着变异、对比、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过多的人口―　他们不管怎么样都必然要生存下去！

19　透视

在第一章里，我们提出一种观点，即在革命过程中，将科学和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物质影响同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深刻而又缓慢的变化区别开来是有益的。表面物质的可以看得见的变化掩盖着社会变化的缓慢潮流―　这个隐喻提出的问题无凝和它解决的问题同样多。这就使我们从热汤中爬出来又跳进火坑里。但是它有一个用处，就是把“现代化”的物质的东西，例如城市、动力机器、蒸汽运输、公路、公共汽车等现代世界司空见惯同中国人民按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形成的特定价值观念、倾向和社会习惯区别开来了。（所有这些字眼都需要给以定义，但是在一部叙述性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只能使用可以找得着的字眼，不然的话，就叙述不成了。）

以上的设想，使毛泽东找到了他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　他声称要成为一名社会文化变革的工程师，虽然他的两项主要创作都没有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尽管有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但仍然面对着社会革命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么样使农民更充分地进人到国家活动中去。政治的目的是避免叛乱。文化的目的是使有才能的人发挥作用。经济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现代化和社会革命，有时乍看起来好像马克思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如果是这样，这个观点在这里就是因果倒置了。变化较慢的层次是文化；现代经济变化是比较快的。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迟缓，是由于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换言之，19　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的上层阶级已经如此有文化和如此聪明，以至于他们不要求现代化。

革命总是遭遇一个共同的命运：在当时它们似乎像突然爆发的火山似的，既不可预侧，又无法控制。但事过境迁回顾它们时，却都渐渐淹没在风景画中，好像一座山的两边山脚，因和果都分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