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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之书信，全部被搜查带走。说我“反日”居心，即行拘押，当日下午日警即施苛打。五时许，即令警员把我紧绑于警署内之水泥柱上，不准饮食，不许睡眠，不时还令警员鞭打，或以掌掴，如此三日夜后，我已不省人事，署长才令解绳松绑。内子在外设法营救，但是在暴政之下，呼救无门，呼天不应，呼地无声，内子因忧伤过度，遂致精神错乱，历时年余。当时我已育有三个儿子，年仅三岁、四岁和五岁，皆托亲人抚养。

我被囚警署内，日警时加盘问，我不作答时，或摇头否认“反日”时，副署长即施掌掴，无法无天。如此40昼夜，于6月25日获释。是时我身负重创，精神沮丧，不能操作。内子神经不正常，尚未康复，家庭生活日夕难度。直至1945年，大战结束，1946年，重任教职，家庭生活稍纾困厄。

今者日政府中人已知反省过去“军国主义”之黩武罪行，对于战时遭难者应负赔偿之责任。因此，我要求日政府对我当时肉体上所受之折磨、精神上所受之打击以及家庭生活所受之困厄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0日。

吴瑞华

123。　蒙难者：

张傑儒，男，38岁，教员

蒙难地点：　砂朥越诗巫木杰立麻。

蒙难时间：　1945年6月9日。

投诉人资料：　张傑儒之妻吴瑞华（Ngu　Swee　Hua），67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古田，身份证号K322033，现住于115，Jalan　SS19/1F；　Subang　J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邮编47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砂朥越（Binatang；　Sarawak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5年6月9日，日军杀害了我的丈夫张傑儒，并在他还未断气前就将他活埋。我丈夫是在Binatang被日本人抓走的，后来被关在诗巫（Sibu）的Sacred　Heart　school。在狱中，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并最终和另一些马来西亚的平民一起被日军枪杀，日本人在他中弹未死之前就把他活埋了。

就这样，我在18岁时就成了寡妇。因为日军杀害了我丈夫，我和我的女儿无法过上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丈夫，我不得不辛苦工作以养活自己和新出生的女儿。自从丈夫被害后，谋生的压力和失去丈夫的巨大悲哀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健康，抑郁和失眠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

我生活中的所有悲哀和痛苦都是日本人杀害我的丈夫导致的，基于这一事实，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其士兵在战争中的行为负责，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蒙受的悲哀和痛苦作出赔偿。尽管任何东西都已不能让逝者复生，日本政府还是应该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30日。

骆玉英

124。　蒙难者：

骆树，男，45岁，农民

叶满，女骆玉兰，女骆玉梯，女

骆玉娇，女骆天送，男骆天生，男

钟妹，女

蒙难地点：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骆树之女骆玉英（Loow　Yoke　Yin），66岁，家庭主妇，祖籍惠州，身份证号1297885，现住于No。9；Rasak　Road　Seremban，邮编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芙蓉埠知知港余朗朗。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残暴的日本兵在森美兰州知知港的余朗朗杀害了我家八口人。我的这些被害的亲人是：　我的父亲骆树，母亲叶满，姐姐骆玉兰，妹妹骆玉梯、骆玉娇，弟弟骆天送、骆天生及继母钟妹。我上述亲人完全是无辜的，没人性的日本兵杀害他们是毫无理由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5日。

丁怡利

125。　蒙难者：

丁海珊，男，36岁，水果小贩

蒙难地点：　淡边大街。

蒙难时间：　1942年6月间。

投诉人资料：　丁海珊之子丁怡利（Tan　Jee　Lee），52岁，建筑承包商，祖籍大埔，身份证号1219910，现住于No。9057，Kuala　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