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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证、四张个人照片、一份完整的遇难史料及附上100元捐助基金,联络电话是06813079。
他也表示,一部分蒙难的家属采取观望态度,要等到赔偿着落时才提出申请,若是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组织,日后他们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他今日也安排两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家属讲述当年日本蝗军的暴行。
首位是周玉蓉(59岁)追述,1943年日本蝗军侵占大马,当时她与双亲同住新街场芭蕉园并开设一间咖啡店,她记得大批日军以窝藏共产分子为藉口,逮捕极力否认与共产有关系的居民入狱虐待。
用水灌肚
周玉蓉追述当年小时目睹日本蝗军践踏人命
她说父亲周世文在牢房里被惨无人道的日军用水灌肚,把肚皮涨大后,再置板肚上踩挤水分从口呕吐出来,这种酷刑重复多次,终于体力不支,昏死了过去。日军还以为其父一命呜呼,弃尸外头,随后苏醒,又被捉回牢房用刑,前后被收押了一年有余,不成人形。
她说,她的父亲因为体内受到重创,无法工作,家庭重担便落在母亲的肩上,她的父亲虽然活到70多岁辞世,可是在他有生的日子里,受尽各种病痛的折腾,生不如死。
她痛斥日军暴行,使得我国千万同胞受尽苦难,在情在理应讨回一个公道。
(参见本节案例140)
28. 《24菜农走上不归路》
林柳枝
一名来自吉隆坡冼都新镇门牌022059的林柳枝(71岁)向记者揭露: 1942年,日本蝗军在万挠双溪珠火车站附近的菜园屋杀害了24名农民,其中也包括他的姑丈陈华及儿子陈亚财。
林柳枝是于前日到瓜拉庇朥,联络蒙难家属协会后,向记者谈话。
他说,日治时期,他本身是住在万挠双溪珠,姑丈则住在义山路口的菜园屋区,以耕种为生,也兼养猪及家禽。
这菜园区总共住有20多家,以大路为界,分为左右两边。
三车日军到来
大约是1942年2月间某天,三车日本蝗军共约十多名来到菜园屋,本来主要是要农民提供鸡只。
据说日本蝗军在右边一排农家范围内的一处草丛中发现了一柄来福枪,农民并不知该枪的来历,以后推想可能是英军投降时遗留下来的,当时农民也不知蝗军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支枪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4)
蝗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当他们发现该枪之后,脸色都大变,怀疑农民与“抗日军”有关。
林氏说,当时,蝗军下令左右两边的农民(只召男性)集中起来,然后叫农民自行分队,住在路左的站在左边,住在路右的站在右边一排,农民根本也不知道此举的用意。
接着,日兵吩咐住在路左的壮丁离队回家,住在路右的农民(只有男性,妇女及小孩不在内)则不准离开,总共24名,这时他们心知有难了。
被罗厘载走
罗厘车来了,也由不得分辩,24人均被令登上罗厘车被载走。
这批农民莫名其妙地被载走,也不知载到什么地方,结果是一去永不回头。
林柳枝说,日本蝗军此种残酷手段,50多年来有冤无处诉,今天,日本必须对此案件负起责任,给予后裔合理的补偿。
(参见本节案例146)
29. 1993年7月20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老铁人谢奕文痛述日治期遭遇》
老铁人谢奕文
当年日本蝗军侵略马来西亚时期,所到之处不但经常滥杀手无寸铁的良民,并且还强迫大批身强力壮的各族青年(其中以华裔青年占多数)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企图实现更大的侵略野心美梦。
现今居住在森州马口榕吉C公司的谢奕文(现年75岁),日前专程来到瓜拉庇朥,会见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同时也向新闻界痛述他当年被迫充当死亡铁路劳工,以及在当年所面对的不幸遭遇。
谢氏的父亲谢行甫,当年也是继他之后被日军召去建筑死亡铁路,结果在泰缅边境一病不起,客死他乡。此外,他的叔父谢顺发被日军捉了之后便告一去不回头,肯定是被日军杀害了。
谢奕文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的1943年10月间,他与父亲等人一同居住在阿逸君令的双溪拉玛公司以割胶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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