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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难者卢塔，原籍福建省大田县人，遇害时仅43岁。当时，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里。

“家父为人安分守己，以种植咖啡及水果为生，家境相当不错。死后留下母亲苏焕、二位分别13岁和6岁的姐姐，一位仅7岁的哥哥，我3岁及一位当时怀胎三个月的弟弟。”

卢永根表示，虽然当时直凉数位领袖，即苏献杯、蔡彬、邱光和卢回等试图出面营救，并于被捕次日前往淡马鲁欲与日本蝗军长官交涉，无奈当彼等抵达时已经太迟了。

他申诉，日本政府不论何时，皆逃避不了占领马来亚时所犯下的大错。这是因为当时蝗军所干的事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卢氏亦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在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的同时，也必须公开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者阴魂道歉，以消除这场风暴所留下的仇恨。

（参见本节案例155）

32．　1993年4月2日《南洋商报》，曹盛干：　《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年逾古稀的卢礼忆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军放火烧死，泣不成声。

人生最惨痛者，莫过于眼巴巴地目睹至亲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烧死。

22岁的卢礼，甫和小他两岁的爱妻得到爱情的结晶，原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万料不到，他们一家大小，还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残暴的日寇所杀。

现年73岁住在北干那那的卢礼在回忆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好久好久才平静下来。

他说，清晨，大约7时许，他是在前一晚听了妈妈罗娇和太太钟碧华的话，于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里。他躲避的地点距离村子大约四百公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军放火烧死。

这个沙河芭，距离北干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图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卢礼接受日本历史教育学艺会访问的还有另外两名生还者，即现年63岁的阮但和当时年仅4岁的梁庆治。

日本学者一行27人来乌鲁槽拜祭殉

难华人公墓时，天地同悲，下起雨来。

阮但当时也是和卢礼躲在芭内，并没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数。他也和卢礼一样目睹着家园在一场人为的无情火中烧为灰烬，大部分的村民在铁骑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见天日。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余人遭日军杀害，其中60余殉难者共葬穴。

现年55岁的梁庆治，当时只有4岁，并没有跟妈妈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干那那，所以也逃过劫数。他的母亲当时只有37岁，因为在沙河芭干内，所以也葬身火海。

卢礼说，沙河芭村内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时期村民逃难时种植粮食的芭场，由于当时没有米粮，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种番薯和木薯充饥。每家的成员大约十人或七八人。当时据他所知，屋内只有妇女和小孩，因为大家都以为日本兵只对付男人，不会向妇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们和小孩们，包括他的妈妈、太太，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卢亚狗，6岁的弟弟卢亚文和4岁的妹妹卢亚娇在屋内。他们都关起了门，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

“不久，我看见十多间茅屋都着火起来，原来日本人已经放火烧屋，接着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声。”在大火中他也听到枪声，一小时后，十多间屋子已被大火夷为平地。

辣手残杀妇孺

他继称，不久，他远处看到大约有20多名日本兵离去，至于他们共有多少人，则不清楚。

他说，等到早上10时左右，当日兵离开和没有枪声后，他才敢出来，这时屋子已烧成灰烬，所有的尸体已被烧成焦尸，一堆一堆地，几乎已成灰，除了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内，一些妇女在日人放火烧屋时，虽然冲出屋外，往河边逃，但无一能逃过日本兵的枪尖刺刀，都倒在河边的血泊中。

他说，整个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还者只剩下五六人罢了。虽然，在乌鲁槽的华侨殉难公墓，只刻着60多个名字。

他沉思了一会，再接着说，这宗没齿难忘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才从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钟耀和其弟钟左的口中，获悉另一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惨剧。

原来，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黄昏，相信日兵是从布莱山蓄水池一带的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