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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稚年时，全家九口被日军屠杀，只剩下他一个孤儿，几乎没受过教育，靠当霸王车司机糊口。不过，一生不忘家人被日军屠杀之耻，积极推动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他立场坚定，半点不妥协。他说：“我是受害者，我一家都被杀光了，谁能解我的痛、我的恨！杀人偿命，日本政府应在我有生之年做出赔偿！”他一介草莽英雄，到处申怨诉赔，也到处碰壁，了解他的人不多，还有人当他是疯子。

孙氏启程前往洛杉矶开会前，笔者把整理妥当的资料携至瓜拉庇劳，那个偏僻之地，宁静、优雅的山城，真难想象当年的日本军无孔不入。孙氏见我把资料安排妥贴交他带去开会，很满意地让我上他家，看他匮集的各类杂乱无章的剪报，我只选择带回索赔会员的全体名单和表格。实话实说，我当时并无把握能编集成书，但有预感，假若连我们留日的人都无法使这些确凿的证据和原始资料成形，那又等待何人何时，才有面向世界、讨回公道的一天呢！

大约在1997年、1998年间，我把整理出来的资料装入八盒的DATA　BANK文件盒里，每盒80夹，总计600份以上的受害者履历，向一位任职中文打字公司的中国友人查问，单打字费需要多少，她回答可能花费一万元新币以上。我听后自知无能为力，便暂时搁下。不久，我将此事告知高岛，他稍事犹疑后亦摇头。我心里很矛盾，希望他摇头，他若点头，我反难过。我们新马人的受害者资料为何不能由我们自己的手出版？

这样一拖四年过去了，其间孙建成曾通知我，他把受害者名单资料送往世界各地，都石沉大海，没有人能帮他出版一本简要册子。去年我准备与家人远赴美国，临行前，怕再也不回来定居，有什么事要办妥，方不挂心的走。左右思想，只这部资料集萦绕我心，让我牵肠挂肚。正在这时，见有人成功申请到“李氏基金”赞助出版经费，引发我跃跃一试，因长期在外国，几乎不晓得民间有这么一位大慈善家，当知晓后又怀疑，普通一般申请赞助费，顶多一两千至数千元不等，而这部大块头没几万元，根本无法动工。

眼见马上要离开岛国，暂时顾不了筹款有无着落，先找人编书再说，于是与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的邵子平先生联系，邵先生也是“对日索赔同胞会”四名先驱者之一，他建议先把一部分资料送到南京师范大学，由历史系教授张连红鉴定，是否有成书价值。大约两周后，张教授看了送去的20份样本，即刻给了令我很受鼓舞的答复，他也认为这些史料很珍贵，有编辑价值，不妨运到南京师范大学，他可以组织一个班子，边整理边打字存盘，再找熟悉的出版商洽谈。我就在临行前夕，将原版资料装箱，用快递挂号寄出，完全没有复印，我们冒了一个大险，我已无从容的时间复印，在邮箱运抵南京之前，我和张教授都捏了一把冷汗。这个阶段，我们都未谈及费用，书生做事，客客气气。在良知的面前，我们已无法推卸责任。

我在华盛顿接到张教授寄来的估价单之后，才正式考虑向新加坡李氏基金申请赞助费。赞助金必须汇到一个团体机构再转账，南安会馆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会长林金福先生亲自写推荐信。

皇天不负有心人，大约十日后，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先生复函来，并付了一张支票，全额负担出版费！我、我们的努力都没白费。李氏基金成立于1952年，由树胶及黄梨园大王、华侨银行董事李光前所创办，宗旨在于襄助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公共机构或个人，不问来者背景、种族、宗教和国籍。李光前给基金会定下的宗旨是“为更多人提供学习和受教育机会”。李光前已于1967年谢世。李成义先生是李光前的长子。这个机构数十年来如一日行善，且行事低调，新马贫寒子弟受惠者不知其数。史料顺利出版，我谨借这个机会代表孙建成和600名受害者及其家属，向李氏基金叩首，致最高敬意。

柯冰蓉2003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