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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会者都知道这一无耻之言是出自谁的口。早在一九三一年。原内务部经济局局长普罗科菲耶夫向斯大林汇报有关被捕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格罗曼、舍尔等人的情况时．斯大林就说过这句话。当时，由于普罗科菲耶夫没能强迫这些人坦白自己曾与外国的总司令部进行过谈判，斯大林极为不满，于是对他说：“把他们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直到他们坦白交待为止。”

那次例行会议结束后。侦讯人员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补上这一课”。可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还是照旧，不见成效。莫尔恰诺夫主持的那次例行会议已经过了整整两个星期，这一支侦讯大军才勉强从一个被告口中掏出一份“坦白”。而斯大林成天都在催问侦讯工作的进度。为了加快进度。莫尔恰诺夫征得亚果达的同意，又召开了一次侦讯人员的会议，并邀请中央书记叶若夫出席。

叶若夫在会上发言，强调了未来的审判对全党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接着，他号召侦讯人员们对党的敌人应该更强硬、更无情。叶若夫的发言充满了许多口号，如“布尔什维克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以此刺激侦讯人员的自尊心。但是是，使与会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发言中那一段直接针对他们的新论调。他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感到疑虑和不安，如果有人由于某种原因感到自己无力战胜托～季匪帮。那就请他说出来，我们可以不让他再搞侦讯工作。”所有与会者都明白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拒绝侦讯“托一季匪帮”一案，就将被看作是对“案子”组织者本身的抗议。那样一来，拒绝者马上就会被捕入狱。现在，每一个与会者都已经意识到，谁不能从受审人口中掏出“坦白”，谁就有同情受审人的嫌疑。

果然，会后头一个星期就突然得到了大量的“坦白”。内务部特别政工局某处处长尤日内，是个道德败坏、声名狼藉的恶棍，他领导的那个侦讯小组，一下子就使五个被告作了坦白，而且这五个人的供诉都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五个是来自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马列主义教员，不久前才入狱，并且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对派。他们的罪责只在于他们的学校里发现有非法的托洛茨基小组在活动。尤日内的成功秘诀很简单。他得知头头们是怎样对付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情况后，马上就对可怜的教员们采取了同样的简单易行的手段。

莫尔恰诺夫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严厉批评尤日内及其助手们的做法。原来，在他们审讯的案件中，不允许用“为党的利益”这种说法去劝说被告，让他们做出供诉。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必须强迫他们认识到自己罪大恶极，并愿意悔改；莫尔恰诺夫说：“你们这样做根本不是真正的审讯！”

“哪怕现在我也可以到卢比扬卡广场上去”，莫尔恰诺夫继续说道，“召集一百个党员，对他们说，党的纪律要求他们为党的利益起来揭发手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需一个小时，我就可以收到一百份有他们签字的供诉！谁也没给你们权力以党的名义去对犯人许诺！这种方法嘛，”莫尔恰诺夫教训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对特别重要的被吉才能使用。而且事先必须得到叶若夫同志的特许。而你们在进行审讯时，则必须使受审人每时每刻都相信你们确确实实认为他们有罪。你们可以利用他们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可以利用涉及他们的子女安危的特别法令，干脆说，可以利用你们想得出的一切手段。然而，若要迁就被告本人的意见，承认他本人无罪，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供诉，却是决不允许的。”

审判的组织者们把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变成了听使唤的“三套车”之后，便着手扩大案件的规模，

首先，被内务部抓来开刀的，是被奥利别尔格按莫尔恰诺夫的指令加以诬陷的那些人。明斯克有很多人被捕，因为奥利别尔格当年从德国来莫斯科的时候。曾在明斯克的亲戚家呆过；高尔基市也进行了大逮捕。因为奥利别尔格曾在那里当过教师。在高尔基市被捕的人当中，有我提到过的叶林，他是高尔基州委常委委员，有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还有索科洛夫、孔托尔和涅利多夫，他们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员。

正是这个叶林，曾把自己对奥利别尔格的怀疑报告给内务部和党中央，并在电话中接到叶若夫关于不准再刁难奥利别尔格的命令。所以叶林明白，奥利别尔格根本不是审判组织者向全国宣布的什么托洛茨基的密使、而是内务部的奸细。总而言之，叶林知道得太多、所以未经任何审判便被枪决了。但奥利别尔格后来在法庭上列举那些蓄意杀害斯大林的恐怖分子时，还是提到了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