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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仔细听取了有关皮达科夫的“交待”情况。听完后，他突然问：如果起诉书里写明，皮达科夫不是通过信件往来，而是在同托洛茨基碰头时直接受领指示的，岂不更好一些吗？于是，一个关于皮达科夫曾亲自飞往挪威同托洛茨基会面的神话就出笼了。为了让这一说法更加令人信服，斯大林吩咐内务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绘制一张所谓皮达科夫从柏林前往挪威的路线图，并在上面标明柏林至莫斯陆的火车时刻表。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巴黎伯热尔教授的医院里。我遇到了斯卢茨基。有关克里姆林宫后来开会讨论皮达科夫案件的情况，都是他给我讲的。

在会议上，斯卢茨基向斯大林汇报说，从他搜集的材料看，必须放弃皮达科夫亲自前往挪威的说法。因为皮达科夫如果乘班车从柏林到奥斯陆再返回，加上从奥斯陆前往托洛茨基住的维克萨尔镇与之面谈所需的时间，至少也得两昼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硬说皮达科夫不在柏林，是不会有人相信的，要知道，苏联驻柏林商务代办处的材料记载得十分清楚：在那段时期里，皮达科夫每天都在柏林主持与德国各企业代表的谈判，几乎天天都签署过合同。

斯大林对斯卢茨基的报告很不满意，不等对方把这个神话的全部“马脚”讲完，他就反驳道：“不错，您说的有理，因为您的依据是火车时刻表。可是，皮达科夫为什么不能乘飞机去奥斯陆呢？飞机跑个来回大概只需要一个晚上吧？”

斯卢茨基赶紧指出，飞机只能装载几个旅客（注意，这次所谓的飞行发生在一九三五年），每个旅客都要在航空公司的日志上登记姓名。但斯大林主意已定，他下令：“要指明皮达科夫坐的是专机。为了这种勾当，德国当局当然乐意提供飞机！”

斯卢茨基喜欢吹牛，经常炫耀他有幸面见斯大林。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据他说，只告诉了我一个人，要我绝对保密。可是几天后我就听说，他同样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把这些情况告诉给了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而且在场的还有一名外事局的工作人员。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对皮达科夫的“口供”又做了相应的修改。删掉了所谓的托洛茨基的密信。充实了所谓皮达科夫面见托洛茨基的过程。按照后来在法庭上提出的说法，皮达科夫曾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乘专机从柏林起飞，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经挪威官方验过护照之后，便驱车前往维克萨尔，并在那里同托洛茨基面商推翻斯大林制度和借助德国军队夺取苏联政权的计划。

这一次，审判组织者们吸取了上次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的痛苦教训。警告皮达科夫，不准他陈述“多余的细节”。只要不讲明皮达科夫飞往挪威时用的什么名字，是否有人境签证，其他方面就不应该出什么麻烦了。要知道，说皮达科夫在一夜之间来回飞了一趟奥斯陆，这完全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是否真有一架飞机在十二月的夜幕下飞临挪威上空，就是专门吹毛求疵的人也不可能查证清楚。

然而，等待斯大林的，却是当头一棒。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皮达科夫在法庭上陈述了自己的这一“飞行旅游”。仅仅过了两天，即一月二十五日，挪威《晚邮报》就发表了这样一项通告：

皮达科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足以信

他似乎飞抵了赫列尔机场，但该机场官员肯定地申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不曾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

这项通告，对于斯大林及其手下人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必须赶紧拿出对策。可有什么对策可拿呢？说飞机不是降落在赫列尔机场，而是其他某个机场吗？不行。众所周知，奥斯陆附近只有这个机场才允许民用飞机降落。授意皮达科夫改口，说他根本没在机场，而是在附近港口外的水面降落的，行吗？也不行，晚了：他早已说过，他是从柏林坦普尔戈弗陆地机场起飞的。

为了多少削弱一点《晚邮报》那项通告的影响，维辛斯基向法庭出示了苏联外交部领事局的一份正式的证明书，上面写道：

“根据国际协议规定，奥斯陆附近的赫列尔机场一年四季都对其他国家的飞机开放，飞机在冬季也能起飞和降落”

在这里，维辛斯基对挪威报纸明确提出的反驳意见避而不答，而是企图给本来就十分清楚的事实蒙上一层沙幕，但是，他打出的这张牌大无力，只能证明冬季飞机能够在赫列尔机场着陆。

而且，这一补充证明材料还不是出自挪威当局（只有挪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