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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功臣”来讲，即使贪污了大笔公款，甚至出于个人动机而杀了人，顶多也只会被判徒刑。但他们却犯下了对当时的苏联来讲是最严重的“罪行”——了解斯大林的秘密。而这种罪就只能有一个结局——死刑。在内务部领导层中，只有一个人得以免遭这～结局。那就是秘密政工局副局长柳什科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中，柳什科夫给莫尔恰诺夫当过帮手。由于他同叶若夫私交很深，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前都没被撤职，后来又被任命为远东内务分局局长。尽管如此，柳什科夫对自己的前程却非常清楚：斯大林已经消灭了几乎全部了解其罪行的危险的证人。到了远东之后，柳什科夫利用职务之便，当年夏天就投靠了日本人。偷越国境对他来讲并不困难，因为整个远东边防部队都归他指挥。

一些到西班牙和法国来出差的内务部领导干部，还给我讲过许多被枪决的契卡人员的子女的悲惨命运。当父母被抓走，家门被查封之后，孩子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街头流浪儿。谁也不敢收留这些可怜的儿童，包括被捕者的朋友甚至近亲。这些孩子也不放回学校。因为作为“叛徒和特务的狗腿子”，他们不仅得不到学校领导和少先队组织在精神上的任何同情，反而会遭到同龄人的欺侮和殴打。不过，经常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许多侮辱过他们的同学，自己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公敌”的子女，也开始尝受同样的痛苦。

在那个阴森恐怖的年代，儿童之间的关系，象面镜子一样反映着成人之间的关系。学生们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念念不忘同“暗藏的人民公敌”作斗争，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正确”领会中央关于枪毙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他们失去了儿童的天性，失去了人性。同学之间的童贞之心，友谊之情被相互猜疑，相互揭发和告密所代替。

在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时代病：十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大量自杀。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场悲剧。有四个契卡人员的孩子，在他们的父母被枪杀之后，从内务部其他工作人员家中偷出一技手枪，跑进莫斯科郊外普罗佐罗夫森林去集体自杀。枪声和孩子们的哀号声惊动了附近一位铁路工人。他冲进森林，从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手中夺下了手枪。这时，两个身负重伤的孩子正倒在地上挣扎，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一个重伤者的妹妹）则伏在草地上号啕大哭。他们身旁扔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人民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收”。孩子们在信中请求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查出并严惩那些杀害他们父母的凶手。他们还写道：“我们的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可是人民的敌人——无耻的托洛茨基分子却为此杀害了他们”然而，这些托洛茨基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孩子们真的知道吗？

斯大林秘书处曾收到过数十封这类控告信。它们全被转到内务部，并附有批示：将这些小控告者赶出莫斯科。莫斯科不是让儿童流泪的地方！不得让外国记者和外国客人看见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

然而，许多走投无路的孩子还没等到被逐出莫斯科，就被黑社会集团“收留”了。这能怪他们吗？当他们被冷漠无情或胆小怕事的亲戚朋友拒请门外之时，他们只能投靠另外一些同样无家可归的，却能对他们表示同情的青少年。而后者多半是斯大林早些时候强行搞集体化的“副产品”。黑社会集团总是先将“新成员”身上的衣服、手表等值钱的东西作为“入团费”搜刮一空，然后将自己的手艺——盗窃技术传授给他们。

在失去父母的儿童中间，女孩子的命运更为悲惨。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就给我讲过一个小姑娘的遭遇。一九三七年春天，红军侦察局副局长亚历山大·卡林及其妻子突然被捕，紧接着就双双被枪决了。在调去侦察局以前，卡林曾在内务部外事局工作多年，并多次出国，协助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完成过许多极其危险的秘密任务。因此，卡林和什皮格尔格利亚斯两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林夫妇的独生女儿（父母被捕时，她才十三岁）也同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夫妇的女儿是好朋友。

卡林夫妇被捕之后，一个“叶若夫的人”就强占了他们的公寓。他们的女儿无家可归，只好去投靠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夫妇。“你应该理解我，”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对我解释说，“我爱这个孩子，而且不亚于爱我自己的女儿。她在困难中来找我，是把我当父亲看待呀！可我能冒险将她留下吗？开始，我实在不忍心把她打发走。我和妻子尽量安慰了她一番，并让她住下了。夜里，她好几次从床上跳起，发出令人心碎的哭喊，似乎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