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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问孩子们是在哪里见过法西斯的，他们回答的大意是：‘我们只是在电影里见过法西斯。他们都戴白色的制帽。’当我又问到有关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时，孩子们的回答是：‘这些人我们是在监狱里看见的，他们同我们关在一起。”

既然孩子们在监狱里看见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意味着，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同样在狱中看见了这些儿童，并肯定知道他们也被指控犯了死罪——一参加反国家阴谋集团罪及其他罪行。豪无疑问，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和孩子的生命，不让他们遭受斯大林的严刑拷打，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斯大林怎么会允许这一“儿童案件”的公审和见报呢？这岂不是往他自己脸上抹黑吗？其实，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知道，这本是斯大林的惯用伎俩：每当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后（哪怕只是在内部），斯大林就会立即把责任全部推卸到自己的手下身上，装模作样地将这些替罪羔羊交付法庭。而在法庭上，人们是绝对听不到这些被告人出卖主人的话的，因为他们同样顾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开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出庭的主要被告人有：尼古拉·布哈林——原共产国际领导人、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阿列克塞·李可夫——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列宁逝世后曾任过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原党中央书记、为列宁主管组织工作的副手；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一个倍受尊敬的老党员，为革命立下过丰功伟绩，曾被列宁派去领导过苏维埃乌克兰的工作。

然而，与上述这些党和国家最优秀的活动家并排坐着的，或者，在列宁的这些被指控的朋友和战友之间，还有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此人在被告席上的出现，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

这不是别人，正是原内务部头子亨利希·亚果达！一年半之前，即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一个夜晚，就是这个亚果达，与叶若夫一块亲临内务部地下室监“斩”，枪毙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而现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亚果达自己也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了同一个阴谋组织的参加者，成了被他严刑拷打并枪毙了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老布尔什维克的“同案犯”！

世界上难道不能找出比这更离奇更荒唐的事吗？大概，斯大林把自己那制造冤案和假案的全部天才都用进了第一二次审判，所以，他那“创造性”想象力现在已消失殆尽

这个现象在肤浅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荒唐的，然而，对这一荒唐现象所作出的切合实际的解释，却正好能揭示出三次莫斯科审判的一个核心秘密。问题在于，斯大林采用这种“愚蠢”的方法，绝不是考虑不周，相反，只要是玩政治阴谋，他的目光就特别敏锐，手段就特别狡猾、毒辣。他这一次之所以显得这么“蠢”，仅仅是由于无法避免一些特殊的困难，实际上，一切伪造者在其伪造品露出马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困难。

把亚果达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同伙，固然既荒唐又可笑，但是这样一来，斯大林便得以摆脱他很久以前犯下的另一罪行——谋杀基洛夫，要知道．那件事也干得并不干净，许多痕迹都直接指向了他——斯大林。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基洛夫被杀后的第—天上午，斯大林就扔下一切工作去了趟列宁格勒，名为调查案情，实为检查那些为掩盖真象而采取循一切措施是否已经落实。当他发现“内务部之手”在案件中暴露得十分明显之时，就采取了紧急措施去消灭痕迹：立即下令枪毙直接刺杀基洛夫的凶手，秘密处决所有知道内务部插手过这一案件的人。

斯大林企图永远隐瞒基洛夫被害的内幕，可他失算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基洛夫在走廊上被杀时。他的贴身警卫居然一个也不在现场，这件事不能不引起其他的州党委成员极大地震惊和怀疑。而且，基洛夫的副手们都知道，基洛夫被杀的两周之前，凶手尼古拉耶夫就因为私藏手枪进入斯莫尔尼宫而被抓住过。他们自然要想：是谁在两周后又把通行证发给了这个凶手呢？

最令人可疑的，也是最能证明基洛夫是被自己的政权“镇压”的，恐怕还要算斯大林紧接着下达给阿格拉诺夫和米隆诺夫的一项秘令：立即清洗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分子”。于是，几百名优秀干部被召到列宁格勒内务分局。这些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党政机关和经济企业的骨干被勒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