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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最终还是制造出了布哈林企图暗算他本人的神话。既然他早就通过伪造历史把自己吹成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列宁的最亲密战友，那么，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时所要逮捕的人，自然就不仅是列宁一个，而且还有他斯大林。难道还能有别的说法吗？由于有了上述改变，布哈林的“交待”材料就不得不重新改写。这一次，布哈林被迫签了字。

然而，斯大林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仅仅当个“列宁的亲密战友”。既然对已经缴械的“证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为什么不能通过他们的嘴巴，把列宁贬到第二位，而把他斯大林吹成党中央的顶尖人物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脑呢？显然，斯大林对这一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为此，作为“证人”之一的原乌克兰政治保安局局长曼采夫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在按党的纪律出庭作证时，必须散布一个由斯大林本人炮制的谎言。

“托洛茨基说过，”曼采夫在法庭上作证说，“他打算趁斯大林上前线之机逮捕斯大林我记得他的原话，他当时说：这样一来，列宁和党中央就不得不缴械投降！”

被告人和证人都明白，在法庭上提到斯大林时，必须表现出比对列宁更崇敬的感情。不仅曼采夫的发言如此，就连布哈林的陈述也明显地带有这种感情。当布哈林在法庭上强调自己无意杀害列宁，只是想将其逮捕之时，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问道：

“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捕呢？”

布哈林按预先批准的答案回答道：

“他不会拒捕的。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躲避争执，不是个爱闹事的人。”

布哈林的这一回答，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看，无异是说：列宁不是个敢于斗争的战士，　缺乏勇敢的个性。　对这种公然贬低列宁的回答，公诉人和法官居然能“宽宏大量”地听之任之。显然，他们非常清楚上司的“口味”。人们不难想象，如果布哈林用同样的字眼去说斯大林，将会受到何等粗暴的训斥。

同其他被告人一样，布哈林出庭前也受到过警告：不得在陈述中夹带“私货”，或搞“一语双关的暗示”；他本人的生命和全家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将说些什么，而且还取决于他怎样去说。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布哈林在法庭上讲的那些话，就可以发现，他在时断时续的陈述中，极力想让法庭相信：他不仅要对自己实施的罪行负责，也要为其他被告人的罪行承担责任，而不管他认不认识这些人。

“我是想说，”布哈林在法庭上说道：“我不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所以，作为领导我应承担比其他任何同案人都大得多的责任。因此，我不指望得到宽恕。”

在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庭上，被告人都会使用自我辩护的权利。但斯大林的法庭却是另外一种状况。当审判长乌尔利赫高声提示布哈林，说他已经在做自我辩护了的时候，布哈林激动地回答道：

“不，这不是自我辩护。这是自我控诉！我还不曾为自己辩护过一句话！”

布哈林能否保住自己的生命，完全取决于他如何去完成斯大林的指令。但布哈林已经为自己的命运立好了十字架，只是在尽一切力量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法庭上，他不仅自诬为“最凶恶的法西斯”、“社会主义祖国的叛逆”，甚至还驳斥外国报刊的抨击，极力为莫斯科审判闹剧辩护。

与拉狄克和其他一些被告人的作法不同的是，布哈林没有利用自己那卓越的口才去蒙混检察长和法官，去旁敲侧击地揭露斯大林的审判闹剧。为了娇妻和爱子，他不折不扣地缴纳了全部赎金，而且，为了保险，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刽子手大唱赞歌：

“真的，全国都在跟随斯大林前进。他是世界的希望；他是新世界的缔造者。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已经深入到全国每个人的心中”

然而，并非这些话就可以满足斯大林的报复欲。对于斯大林来讲，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尽情地报复，他舍不得放弃这种乐趣，哪怕就一次

第二十四章　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

同布哈林一块被押上被告席的，还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克列斯廷斯基。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那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作为中央书记，帮助列宁解决了许多国家大事。列宁在世时，克列斯廷斯基任财政人民委员，但在国外，他首先是以一个颇有才干的外交家出名的。他曾作为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在德国住了十年，后来回国担任外交部的副人民委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