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第1/4 页)

“他们派我来展览会工作。”巴维尔搬着嘴冷笑着回答，并说了自己在苏联陈列室里担任的无足轻重的职务。

我认定他是在开玩笑。我根本不相信，昨日的红军部队政治部主任，怎么会被派来担任这种无足轻重的，我国驻巴黎商务代办处任何一个非党群众都可以充任的职务？况且，这种事发生在斯大林的亲戚身上，就更不可估了。

当天晚上我有事：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和副站长邀请我去一家豪华饭店吃晚饭，地点在圣米歇尔广场附近，塞纳河左岸。

我不在意地随手在一张纸片上写下饭店地址，叫人交给巴维尔，请他一起去赴宴。

在饭店里，我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情报站站长还是他的助手，都显示出不认识巴维尔的样子。我给他们互相做了介绍。吃过饭，巴维尔离开了几分钟。趁他不在场的机会，情报站站长俯身凑近我耳边，低声说：“如果我知道您要请他来，我会预先通知您我们持有叶若夫有关监视他的命令。”

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了。

我同巴维尔一起走出饭店，沿着塞纳河堤岸漫步。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打发他到展览会来工作。“非常简单，”他苦痛地回答，“他需要把我打发走，离莫斯科越远越好。”他打住话头，审慎地瞧着我问：“怎么，我的事你一点也没听说？”

我们转进一条侧巷，在拐角处一片小咖啡馆的桌旁坐了下来。

“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故”阿利卢耶夫开口说道。

我沉默地等待着他后面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他不再作声了，显得有些犹豫。

我点点头，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哎，从那时候起，他就不再理我了。”

有一次，阿利卢耶夫象往常一样去斯大林的别墅。值班的门卫走过来，告诉他：“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第二天，巴维尔给克里姆林宫打了个电话。斯大林与他讲话的语气跟平常一样，并邀请他在本星期六去别墅。巴维尔按时去了，却看见别墅正在改建，斯大林不在那里不久，巴维尔因公出差，离开了莫斯科。几个月后，当他回来时，保克尔的一名部下来找他，收去了他出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说是要办理延长证件有效期的手续。通行证后来就再也没有还给他。

“我很清楚，”巴维尔说，“亚果达和保克尔给他进过馋言，娜捷日达出事之后，最好让我离他远一点。”

“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他突然发怒道，“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刺客吗？这些混蛋！居然还监视我！”

我们谈了大半夜，分手时天已破晓。我们约好隔两天再见。但我突然被紧急召回西班牙，从此就再也没能同他见过面了。

我意识到，阿利卢耶夫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为斯大林绝不会长期容忍一个被他逼死了姐姐的仇敌在离他不远的莫斯科街头徘徊。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我路过一处售报事时（这时我已到了美国），看到了一份苏联报纸。（不是《消息报》就是《真理报》）。我买下报纸，站在街上就看了起来。突然，一篇框有黑边的文章跳入我的眼帘。这是篇悼念巴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文章。不等看内容，我就想到：“他把他也断送了！”追悼文章“无比悲痛地”宣布，红军装甲兵政治委员阿利卢耶夫“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身亡。文章下面署有伏罗希洛夫和几位军方领导人的名字，但没有斯大林的名字。就象对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一样，当局在这篇讣告中也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详细情节

第二十八章　维辛斯基

由于不了解莫斯科审判的内幕，世界舆论几乎都认为，检察长维辛斯基也是这些闹剧的主要导演之一。还认为，这个人对被告人的命运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出现这种看法也不足为奇，要知道，这些审判的真正组织者（亚果达、叶若夫、莫尔恰诺尔、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等人）始终都躲在幕后，而正是维辛斯基被官方推出来作为总起诉人；出现于“公开的”法庭审判之中。

读者肯定会感到奇怪，如果我说出，维辛斯基自己也曾绞尽脑计地试图猜透：内务部究竟用了什么特殊手段，居然能成功地击溃和摧毁那些著名的列宁主义者地意志，并迫使他们自己诽谤自己。

有一点线辛斯基是清楚的。被告人都是无罪的、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检察长，他看出来，他们的口供得不到任何客观罪证的证明。此外，内务部领导认为，有必要对维辛斯基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