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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衣著考究的保克尔坐在敞篷汽车里沿莫斯科街头行进时，总是不停地按响特制电喇叭。交通警赶紧中断交通，垂手立正。而这位肇事者，虽然心中因意识到自己地位显赫而无比得意，却让自己那张不大的面孔露出威严的神情，并大睁着一双恶狠狠的眼睛。

保克尔还有一个嗜好是上剧院。只要能争取到个把小时自由时间，他就会出现在歌剧院他的包厢里。而幕间休息时，他还要跑到后台去，听听演员们欢迎他的掌声。大概，只有在这几分钟中，保克尔才会想到，他的生活道路是多么离奇啊：从一个布达佩斯轻歌剧院不起眼的理发师，成了斯大林手下一个高高在上的，全莫斯科戏剧名角都得讨好巴结的大官。

有一天晚上，斯大林正同保克尔坐在一起饮酒，突然接到外交部报告，说是蒋介石开始大规模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以及中国当局搜查了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七年）。这些暴行的发生，与斯大林制定的缺乏远见的对华政策和他假惺惺地与国民党调情不无关系。斯大林被蒋介石的“两面派”激怒了，命令保克尔立即逮捕在莫斯科的全部中国人。

“对中国大使馆怎么办？”保克尔想知道。

“除了外交官，其他中国人一个也不要放过！”斯大林做了明确的指示。“到明天早上，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必须一个不漏地进监狱！”

保克尔立即着手执行命令。他动员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可以找到的全部工作人员，抓了整整一夜。从洗衣店老板到陆军大学教授中文的老教授，全都落到了他们手中。

翌日早晨，保克尔向斯大林交上了完成任务的报告。斯大林吃早饭时，保克尔在一旁叙述了行动中发生的种种可笑细节，逗得斯大林格外齐心。他还象演滑稽戏一样，表演那些中国人突然被抓时的惊恐表现，模仿他们那可笑的口音。

几个小时以后，当疲乏不堪的保克尔正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里睡觉时，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打来电话，把他从床上叫了起来，说是“主人”要立即见他。同时，秘书还神秘地警告他：主人情绪不好。

原来，共产国际的一位领导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皮亚特尼茨基）打电话到斯大林秘书处，问斯大林是否知道，这天晚上竟逮捕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全部中国人和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全部中国籍学生。

“就是说，你逮捕了全部中国人？”保克尔刚走进办公室，斯大林就问。

保克尔一愣，他怀疑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但又猜不出来，便回答说，他已竭尽全力，一个中国人也没放过。

“你对此深信不疑？”斯大林凶狠地追问。

保克尔肯定地回答：是的、深信不疑。

“而那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学生呢？你也抓啦？”

“是的，当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保克尔提高声音说，“我把他们直接从床上”

保克尔还没来得及把话讲完，就感到脸上挨到了重重一击。

“蠢货！”斯大林喊叫道，“立即把他们放了！”

保克尔象是被开水烫了，一下子蹦了出去。

这件事之后，对如何继续使用保克尔，斯大林很是忧愁。一般来讲，斯大林对待私人卫队是客气而有分寸的。他知道，一个可以接近他这种要人的警卫人员如果受了委屈，很可能挺而走险。而保克尔是卫队的总头目，其危险性就得加倍增大。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难道还能象过去一样信任他？照理说，保克尔应该被撤换。但斯大林被他伺候惯了，同他相处太深了，对他太有好感了，已经很难同他分手。当然，要让保克尔留在原来的位置上，首先必须做的事，就是减轻那一记出乎意外的耳光给他带来的委屈。

释放了全部中国共产党人，保克尔返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一直坐到深夜。他不知道，自己是该到克里姆林宫去护送斯大林回郊外别墅呢，还是继续坐等斯大林亲自召他去。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半夜一点左右，保克尔身旁桌上那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斯大林非常亲切、温和的低语，“主人”对保克尔没上他那里去感到奇怪。幸运的保克尔立即飞车进了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秘书们用戏谑的微笑迎接他，向他高声祝贺。